我们在前面说过，群体的普遍特征之一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为什么能很快向某个方向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纵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在所不辞。一切都取决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不再像孤立的个人那样，取决于受到暗示以及暗示之外的其他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的这种行动极为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极端轻信之外再无别的可能。在群体中间，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存在，要想对那种编造和传播子虚乌有的神话和故事的能力有所理解，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
一些神话之所以能够产生且轻易在群体中流传，不仅是因为群体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魔术般的曲解之后的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变得面目全非。
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考的，形象本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毫无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会对想到的任何事情产生一连串幻觉，虽然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群体中，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并被迅速地传播，再演变出多种怪异的版本。这是因为——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会建立起与它本身毫无关系的一系列其他形象。但是群体却无法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或者说，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群体惯于把歪曲性的想象力与因为这种想象建立的幻觉与事实混为一谈。群体也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常常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当作现实，尽管这个景象与事实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
歪曲的方式取决于极为细微的思维末节，因为组成群体的个人有着非常不同的倾向，群体对事件进行歪曲的方式既多且杂。虽然群体成员不同，但因为相互传染，暗示受到的歪曲是一样的，所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会表现出同样的状态。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构成传染性暗示的起点。
暗示的信息经群体无意识轻信的哈哈镜的放大，呈弥散效应迅速传递开来，如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一样。十字军官兵云集于此，有一个人最先传达了圣·乔治出现的消息。在暗示与相互传染的推动下——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群体的期待意识，他们期待着发生点什么，无论是什么——一个人编造的奇迹，或者是一个人的幻觉，就立刻会被所有人接受。于是十字军的官兵们全都看到了圣·乔治显灵，又因为这一说法是不允许质疑的，类似的幻觉现象就更加多了起来。一个人造的奇迹就产生了。
历史中经常出现这种集体幻觉，这种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成千上万的人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必要考虑群体成员的个人智力品质，这无关紧要，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起，天才和智障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说不太通，若想消除人们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即使写下几本书，也无法达到这个目的。但我不想让读者认为这是些没有得到证实的主张。因此，我举几个实例，这些都是从可以引用的无数事例中随便挑出来的。
18世纪早期，欧洲出现了“圣梅达尔的痉挛者”群体，这群人常常会聚集在他们最信任的圣·帕里斯神父的墓前交流着如何进入一种奇妙的癫狂状态，希望带来身体上的某种奇迹。他们深信圣·帕里斯神父能够治愈所有的疾病。每天通往墓地的大路都会被大批蜂拥而至的患者堵塞。这种所谓身体奇迹其实是癫痫之类的癔症，但是当个体融入了群体之后，由于期待意识的作用，当第一个人进入了痉挛状态之后，这种相互的暗示就会迅速传染，进而引起群体性的狂乱。
那么我再举个最典型的实例，它证实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最无知的，也有最有学问的。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受命搜寻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一位值勤兵声称发现了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时，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被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这不过是一种集体幻觉，但几乎所有人都确信不疑。于是，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遇难者，即使接近目标时，官兵仍然认为自己“看到”一大群活着的人伸着手呼救、不少失去亲友的人正哀号着。但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长满树叶的树枝，是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幻觉这才消失在一目了然的事实面前。
在这些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在期待中观望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者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相互传染的过程中，这一暗示被全体官兵接受了。
眼前发生的事情遭到歪曲，真相被与它无关的幻觉所取代——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就算他们全是博学之士，在他们的专长之外同样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只要融入群体，他们个人的卓越观察力和判断力马上就会消失。
心理学家大卫先生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例子，根据《心理学年鉴》的记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先生进行过这样一项试验，他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在让这些人检查了物体，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上了标记之后，大卫先生当着他们的面演示精神现象，即灵魂现形的过程，还让他们把它记录下来。
试验的结果令人吃惊，参与试验的杰出观察家们全都认为，他们观察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获得。但真实的情况是，所谓的灵魂现形，只不过是大卫先生的简单骗术。
最神奇的部分并非骗术本身，而是这些目击者提交的报告极端虚假。大卫先生的方法十分简单，但是却起到了支配群体大脑的效果，甚至于让众多的目击者看到了并不存在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仍然是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
众多目击者会列举出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但其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
正如我们前文中所提到的，这是一种类似于催眠师影响被催眠者的能力。即使对于那些头脑非常严谨，事先就要求其抱着怀疑甚至批评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它能轻易让普通群体上当受骗，也就不足为怪了。
1678年，英国首相接到报告：在与议院相邻的某些地下室里，听到了“巨大的敲击声和刨地声”。在多赛特地区，许多人称法国军队已经在陆柏伯岛，军队队列整齐，军官还走在队列前面。一位伯爵带着一名陆军中尉策马狂奔向海德公园，他们的手中握着短剑，要求每个人都拿起武器，认为法国人就要来了。
但所谓的法国军队队列，不过是一排排的树篱笆桩，所谓的军官也只不过是些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马。
集体撒谎的例证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最荒唐的事情要算中世纪欧洲的圣物崇拜。第一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信徒，把种类繁多的圣物带回了欧洲，引发了一场大范围的群体性谎言。
在这些圣物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真正的十字架”上的木头。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无论教堂宏大与否，皆以拥有一块这样的圣物为至尊荣耀，于是这种碎木片如野草般在各大教堂铺陈开来，持有者皆声称其源于“真正的十字架”，这种“圣物”数量之多，如果能够集中到一处，几乎可以承担起建造一座教堂的木料。
这荒谬至极，可绝大多数人却信以为真，不仅神职人员如此，甚至民众也对它们顶礼膜拜，认为这些木头不但可以辟邪，而且能够治愈多年的顽症，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往各大教堂去朝拜这些碎木片。只要稍具备理性与常识的个人，都会认清这件事情本身的荒谬，几乎没有人对此保持丝毫诚实与警醒，并非是所有人都要故意撒谎，而是当个体集结到一起之后，群体的谎言行为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类似的例子多得不计其数。在我写到本章节的时候，巴黎正被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两个女童从家里走失，不久后在巴黎的塞纳河中发现了两具尸体。五六个目击者言之凿凿地宣称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他们说这两具尸体就是那两个可怜的孩子。所有的证词如出一辙，不容预审法官再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完好无损地又出现在大家面前。本来以为死了的人仍然活着，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和溺水而死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第一个目击者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假如我们还原整个事件就会发现谎言的传播会经历如下阶段。
在谎言制造阶段，第一个目击者被心理暗示影响，成为幻觉的牺牲品，他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显现出一些除了一切真实的相似处之外的特征，譬如一块伤疤什么的，或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装束上的细节。当他开始传播这种暗示的时候，证词便开始对其他目击者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不可原谅的后果，关于这一后果，我们还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继续讨论。
接着是谎言的被肯定阶段，在这一阶段，说谎者的数量会更多，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当即附和谎言，有的人和第一个人一样，牺牲于自己的心理暗示，但更多的则是完全没有主见的糊涂虫。
到谎言扩散阶段时，整个群体的成员都会成为说谎者。当第一个目击者依靠模糊记忆产生的幻觉得到了肯定后，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就在一瞬间被征服了，观察者这时看到的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象。消息被以讹传讹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说谎的行列之中。
在旧事重提的报纸所记录的如下事例中，孩子的尸体竟被自己的母亲认错，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从这种现象中，肯定能够找到我刚才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过去，在法国的维莱特发现了一具男童的尸体，一个孩子凭借着自己的模糊记忆指证说那是自己的同学，于是一场缺乏根据的辨认过程开始了。
在同学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姓夏凡德雷的妇女情绪失控地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她走近那具尸体，观察死者穿的衣服，又看了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这肯定是我儿子，”她说，这名太太住在福尔街，是个看门人，“他去年7月失踪，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夏凡德雷太太叫来了表弟，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与夏凡德雷同住在这条街上的几个邻居，都认为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是费利贝·夏凡德雷。费利贝·夏凡德雷的同学是根据那孩子佩戴的一枚徽章肯定死者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
人证、物证齐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证词很有说服力，但邻居、表弟、同学和当妈的全搞错了。一个半月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又被一伙人运到了巴黎。
这似乎可以证实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最容易轻信的人。这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儿童，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我们习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最爱撒谎。尽管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无辜的谎言仍然是谎言。如果要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那还不如用扔钢镚儿的方式来得合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证实自己的结论：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女性和儿童，因为他们最容易轻信他人。
还是回到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来吧。
在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用相当多的例证来确定它极不可靠，这种集体观察力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会出错。如果说它能够表达什么含义，那么也只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各种事实都证明群体的证词极不可靠，它甚至能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即使经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此方面也会犯下严重的错误。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一役，有数千人参与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是面对那些最为矛盾的目击者证词，根本不可能确定谁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也在一本书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至今一直有人在犯最严重的事实错误——普鲁士人声称在法军后方出现过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携带着为数众多的大炮。从历史研究中看，假如有这么一支军队，拿破仑也不至于输得如此之快，所谓的增援部队不过是一队惊慌失措的溃兵，误打误撞地折回了前线，大炮则是他们的行李车而已。这是一个由数百人证明过的事实。
再举一个可以证明吾之观点的例子。
1806年，英国利兹地区有一只老母鸡不停下出印有“末日将至”的怪蛋后，许多人专程赶来参观老母鸡，惊恐万状的信徒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得出世界末日将至的结论，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便播散开来。
尽管这些谣言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但是关于怪蛋的描述却花样百出。有一千个前来参观的人，就有一千种各式外形的怪蛋。实际情况是，这蛋不过是普通的鸡蛋，只是上面用具有腐蚀性的墨水涂写了“末日将至”的字迹而已。
这些事例向我们证明了群体的证词价值。我们向来认为讨论逻辑学的文章有无数证人的一致同意，因此算得上支持事实之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明。然而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讨论逻辑的文章需要重写。最应该严重怀疑的事件肯定是那些观察者人数最多的事件。同一件事被数千个目击者证实，这也就是说真相与公认的记述必然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