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徐光启的大名是每个读过初中的学生都知道的。人教版七年级历史课本78页，简介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相关史事中就说了他和利玛窦合作所翻译的《几何原本》。课本同页的也介绍了宋应星。在最后确定求真院总经理的人选时，金天启也是要做足了功课的。
朱由校让人收集了徐光启的履历和所有著作，还有其奏折、考卷。毕竟，后世传言不一定准确，现在有机会就要真实一下。这也是求真会的最重要的基石——“务实”。最后，金天启觉得徐光启的资料和后世差距不大，而后世忽略了徐光启交往密切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信教的。后世对明末政治力量的斗争分析里，忽略了一个显性或隐性的教众团体。作为明末最大的政治势力，东林党，其实和耶稣会有着隐秘但密切的关联。
利玛窦是耶稣会中国区会长，他通过自己的传教经历，制定了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规矩”。“利玛窦规矩”有如下三大要旨：一、服从权柄，尊重中国政府；二、入乡随俗，融入中国文化；三、适应国情，遵守中国法度。
1517年开始，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等掀起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作为其中最有权威的亨利八世，在英国积极而又血腥地进行了夺权斗争。亨利八世的斗争目的就是要教权不能高于王权，国王才是一国宗教的领袖。本国的教民应该效忠国王，而不是教皇。所以，宗教服从权柄，在当时是东西方统治者的共同要求。
而东西方的政教关系正好相反。中国是统一的政权，分散的教权。西方是统一的教权，分散的政权。从唐朝几度尊佛灭佛后，宗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服从政权的地位。多种主流宗教并立，并受到政权的强力控制乃中国之特色。像白莲教这样的局部底层民众中流行的小宗教，一直是政权打压的对象。而到了明朝更是有意思，明太祖是和尚出身，嘉靖皇帝又是个道教热衷分子，更奇葩的是正德皇帝信的是伊斯兰教，给自己起了个教名“妙吉敖兰”，意思为安啦的荣耀。所以，中国统治者对外来宗教并不抵触。
中国是个传统观念很强的社会，一切激进的变革注定要失败，所有的变化都在潜移默化中才能完成。外来宗教要在中国生存下来，入乡随俗是前提。中国的佛教和来源地天竺的版本，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儒释融合的禅宗。利玛窦深知这点，他力排众议，主张允许中国教友“尊孔祭祖”。
中国人对宗教的信仰分两个层面，佛道真正修行的对象都是少数大智慧大毅力者，都以成佛成仙作为个人修行的目标。而普通民众没这个能力，他们只求菩萨保佑和神仙庇护。而从事佛道教基层事业的人员，就针对民众的需求开展宗教活动。同时，有一套对付信众得不到满足时候的解释，比如你心不诚，你命不好，你上辈子罪孽太重，你家风水不好，你出门不看黄历啊。
这点上基督教的教义更能满足中国普通民众的信仰需求，但不能满足高层知识分子的需求。最后，普通民众从习俗上抵触基督教，而高级知识分子从人生目标上抵触基督教。
利玛窦的确非常了解中国的特点，所以他制定了传教的“利玛窦规矩”，走的是上层路线。利玛窦还熟练掌握中国人的套路，就是用圣人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用越老的经典，越有说服力。利玛窦的经解方法，基本上是他所受的耶稣会士“人文主义”修辞学(rhetoric)训练的一套，有：推理(inference)、设喻(metaphor)、类比(an-alogy)、归谬(reductiontoabsurdity)等方法。他所写的《天主实义》中，6次引《易经》、18次引《尚书》、11次《诗经》、2次《礼记》、2次《左传》，和3次《大学》、7次《中庸》、13次《论语》、23次《孟子》，以及1次《老子》、1次《庄子》。全书几乎不谈《圣经》文本，只是以神学观点来关照儒家经典。这个和朱由检凭着他丰富的想象力、联系力和对古籍的熟悉，用道德经首篇来套金天启的宇宙大爆炸，属于一个模式。
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凭着其智慧、魅力和坚持，成功地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层面。邹元标与顾宪成、赵南星并称为“三君”。他与耶稣会士早有交往，利玛窦托郭居静携书信去见他，谈得很好，并按规矩还信给利玛窦，明确地引他们为思想盟友。1605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内迤东顺城街，用五百两购置房地产，建“南堂”，东林人建的首善书院就在隔壁。叶向高、徐光启、李之藻等京官经常到教堂去。
天启及后来的崇祯年间，首辅沈一贯、叶向高、韩爌都对基督教很感兴趣。而王征、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有意无意地一个“西学集团”，毕竟志同道合，趣味相投。
东林人和传教士尊重同样的伦理道德。双方赞扬勇敢精神、在不幸和苦难中的坚强性以及伦理道德严格性，这些既是东林党人所希望的善行，又是优秀基督徒们的行为。东林人和传教士与宦官、佛僧及其盟友们为敌。东林人是朱程理学的支持者，与偏向佛学的陆王心学不对付。而基督教传教士和佛教僧侣就是天然的对头。所以，东林人感到与传教士们意气相投。
金天启通过对徐光启的全面了解，确定了其历学、水利、农事和制炮的真才实学。他任用的其他西学人物也多半是修历、造炮、练兵的专家，凭技术和专业知识效国。
最后认定徐光启个有真才实干和钻研精神的实干家，他不参与党争，但他是基督徒。对于徐光启基督徒的身份，金天启觉得有必要和他聊聊，关于宗教信仰和爱国主义的关系。
天启七年十一月，崇祯皇帝召徐光启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