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家登顶中国内地首富宝座的王健林，其出身背景也开始被“摸底”，许多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家庭背景上，各种版本横空出世。最让外界感兴趣的，莫过于王健林的父亲王义全。王义全是一位农民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和八年抗战，但对于他退伍后的身份，从四川省委的组织部副部长，到西藏自治区的副**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健林极少承认或否认这些传言，他无意的三缄其口，反倒助长此风。外界对其家世的种种猜测，一直伴随着他的万达帝国的成长与发展。事实上，王义全绝非传言中的副厅级高官，他始终都在县团级单位大金县（后改名为金川县）森林工业局供职，担任副局长，是副处级。虽说没有传言中那样位高权重，可王义全顶着“红小兵”头衔，1930年北上、1949年胜利回归家乡的荣耀时刻，他都有幸参与。在“红小兵”群体中，他的职位的确不高。自1958年开始，在大金县森林工业局任职的王义全，威望颇高，远胜局长、书记。他没有官架子，很受员工敬重，而他那每月80块钱的工资，也着实让不少人眼红。从1956年起，全国实行工资制度改革，自然条件、物价、生活水平、工资状况都成为衡量标准，那时全国分为11类工资区，多一级多两块钱。大金县属于九类区，工资基数高。县上的大学本科生每月可以拿到60块钱。在县里，工资最高的是县委书记、武装部政委，之后就是王义全。王家始终吃得饱饭，这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天大的好运气。他还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关心一些农村穷苦孩子。当时还是学生的李洪友和他的朋友们，没少吃王义全买的冰糕和糖。他形容王义全是个很好的“老头子”，活跃、爱开玩笑、非常和善。川人喜欢聊天，茶余饭后摆摆龙门阵。王义全喜欢和职工子弟讲述自己“打鬼子”的经历。他会给李洪友买冰棍儿、啤酒，拉去自己家喝茶，顺便找来一堆听众，向他们仔细地描述怎么拼枪、拼刺刀。大金县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王健林的爸爸是个老红军，是打日本出身的。王义全是一个有着坚定红色信仰的老红军，他常教导前来听抗日故事的学生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党，将来如何建设祖国。李洪友和他的朋友一度觉得王义全太老旧了。王义全的这种特质，也影响着对儿子们的管教，他总是很严厉，喜欢把努力、好好学习、有机会要多读书、去当干部挂在嘴边。军队干部出身的他，说话直接、干脆。父亲的威望给年幼的王健林带来一丝骄傲感，火热年代里的人们，对红军老战士的崇拜和仰视，使王健林在父亲的庇荫下也得到了同龄人的拥戴。在比王健林大几岁的玩伴陈志阶看来，很多小孩都围着他，希望通过他认识他爸爸。1953年元旦，王义全完婚，媒人是区委书记，妻子是秦嘉兰，她比王义全小18岁。组织介绍的婚姻让秦嘉兰十分满意，她嘴边常挂着的一句话即是：他什么都由我做主，一辈子没有欺负过我。秦嘉兰识字，自然担起了教育儿子的责任。早年，她的家境不错，可因父亲吸食鸦片，卖了房子、田地，最后甚至要卖妻女，秦嘉兰的妈妈偷偷地把女儿背到山上的庙里去住。山上的那座庙叫“上清观”，庙里成立了小学，秦嘉兰每天早上上学时，会给学生们打开两道山门。得益于住在学校的便利，她便有机会读书识字。老师也很照顾这个住在庙里的小姑娘，把别人读过的书拿给她。读古书、读新思想，日子长了，聪明的她进步神速，最终成了新中国成立后苍溪县石门乡第一任女乡长。20世纪50年代，王家举家迁往阿坝州的大金县城，秦嘉兰觉得这是一件幸事。“外面都在饿死人，我们还能一个星期打一只兔子吃。”
大金县有不少荒山，无人看管。为了改善生活，秦嘉兰只身一人过铁索桥“以启山林”，种菜、养兔，不输须眉。后来，每每回忆起上面长着叶子、下面长大萝卜的苏联甜菜，80多岁的秦嘉兰都显得异常满足，两三斤一个的萝卜可以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皮刮了，切成条，炒成萝卜干给娃娃吃，娃娃们吃得好甜。”
上面的叶子老了还可以喂兔子。背靠着与外界隔绝且资源丰富的高原地区，加上母亲的劳作、父亲优越的工作待遇，王健林的童年生活过得格外滋润。王健林是一个红色家庭成长起来的商人，在他童年的生活中，革命、信仰、军人做派对他影响巨大。他的万达集团，以高效的执行力和严格的纪律著称，他见识过政治摧毁一切的力量，也明白它能赋予个体强大的优势和荣誉感。他站在红色原点，16岁那年，选择和父亲一样，用参军的方式改变命运。而不一样的是，他没有满足于此，在离开家乡16年后，他又跳出了给了他荣誉和机遇的部队，脱下军装，成为商海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