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的王健林不仅是家里的长子，也是小伙伴中的“土匪头子”。这样的身份，给他日后的管理能力提供了最早的锻炼，从不足10人的孩子堆，到超过10万人的员工团队，他都领导得有声有色。但谁也不知小小年纪的他是否就已有了要闯出一片天地的雄心，也没人发现幼时的他是否有野心，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离商业化的世界十分遥远。自小，他与家人生活在宁静悠然的小城之中，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与纷扰。在大金县森工局总务股工作的王义全，负责发工资、制工资表、发办公用品，秦嘉兰则忙于日常工作，晚上还要去地里开荒。王健林身为家中长子，很早就成为父母最得力的帮手。繁重的劳动模糊了孩童和青年的界限，与大多数同辈人一样，王健林也早早地承担起了家庭责任，并获得了超越年龄的历练和成熟。秦嘉兰总是不厌其烦地念叨，王健林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4个弟弟，弟弟们都听他的。若是依照老传统，即长兄为父，故此他身上担着更重的担子。王义全工作安稳，收入不错，可也只是让家人衣食无忧，因而当夫妻俩外出工作时，家里的琐事便都交给王健林处理。王家的5个儿子从小就是家里的劳动力，老大王健林，下地干活时最卖力，秦嘉兰深感安慰，觉得大儿子给弟弟们做出了表率。同时，他还担起了照看弟弟们写作业的责任。后来，老年的秦嘉兰对很多陈年往事的细节记不清楚了，却仍不忘强调，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多亏了大儿子。王健林曾和母亲开玩笑说：“谁让你给我生了那么多兄弟？”
在青春期到来前，王健林完美地演绎着“长子”的角色，这种长时间的领导身份，也让他在外成了“孩子帮”的老大。“他是个匪头子，是一群孩子的头。”
在四川话中，若用“匪头子”形容一个孩子，则说明他不受约束，思维开阔，这也恰证明了另一句四川老话——“循规蹈矩在屋里头的娃娃没出息。”
少年时的王健林，独立、调皮、有想法。男孩们之间打闹时，他爱做头领。森工局的院子大、环境好，适合精力过剩的男孩们打闹、追逐。王健林和贫乏年代的其他男孩一样，经常玩的不过是捉迷藏、爬树、打弹弓这些便宜可得的游戏，但他带着弟弟和同龄人一样玩得不亦乐乎。与众多森工局职工子女一样，到了上学年纪的王健林进入了大金县东方红小学。东方红小学是阿坝州数一数二的学校，校风严谨。除了语文、数学两门主课，学生们还要学习美术、音乐、体育等课程，业余活动也很丰富，画画、野营、爬山，忙的时候下地、帮农民捡麦子也占据了大部分课外活动的时间。小学时代的王健林并没有特别出格的举动，只是一直在班里当班长。王健林喜欢打篮球，虽然日后的他与另一项运动——足球渊源更深、更久。他时常在比赛里展现出好斗的特质，但终究只是个娃娃，并没有太突出的表现。小学毕业后，他升入当地唯一一所中学——金川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在当地首屈一指的初中，师资力量值得称道，本科、专科毕业的老师占了近1/5。王健林在大金共接受了7年的教育。此后，正逢森工局内部招收职工子女到营林处工作，自此王健林走出学校，成为运林队的职工。那时，城市的孩子多不愿屈身前往，招来的工人多来自农村，王健林在其中很能吃苦。王健林被分配到了马尔足运林队。森工局工人的生活十分规律，7点钟起床，7点30分讲安全，8点钟上班，晚上5点钟下班。上班、下班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在马尔足的日子里，王健林住在林场的瓦片房里。远在山沟沟里的马尔足，离大金有近10公里左右的路程。从本部去马尔足，要先走四五公里公路到沟口，接着爬三四公里的山从沟口到运林队，这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逢上运气好，王健林能在路边搭上顺风车，运气不好时，就只能用一双脚“丈量”了。在这里，他每个月可以拿到三四十块钱。王健林的主要工作是栽树，在林业工人里，这算是一个不太辛苦的活儿，每天发100棵小树，栽完下山。除了栽树，王健林还干过另一项更为艰苦的工作——烧炭。把木材砍成一节一节，放在炭窑里烧，接着出炭，封窑。一趟活下来，周身乌漆麻黑，烧好的炭抱去挨家挨户送给职工。十五六岁的王健林，在从事同样工作的同事看来的确不同于同龄孩子，每天从住处到工作地，他要爬1个多小时的山，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近一年，没人知道身在林业中的王健林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1969年，王健林刚刚体味人生从学生走向社会的转变时，珍宝岛冲突爆发，紧张的战事要求中方必须增补军人。此时的王健林，在营林处工作了1年多，他决定参军。他的另一番人生历程，也即在此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