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龙场悟道，王守仁领会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原来我们都把圣人之道当作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去追求，好像当作是一种东西在那里，我们要把它找到。
现在王守仁说：“错，圣人之道，原本就在我的心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圣人之道。关键的问题仅仅在于你是否发现了它。你只要把你心中的原有的圣人之道显现出来，你就是圣人。”按照王守仁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和世界上的人、事打交道。我们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心灵状态，去和人，和事打交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态度会直接决定我们和人和事打交道的结果。那什么叫做态度呢，态度实际上就是心灵状态，如果我的心，我的心灵是狭隘的、是自私的、是灰暗的，那么在我看出去可能这个世界也是狭隘的、是自私的，是灰暗的。如果我的心灵状态是宽阔的、是无私的、是光明的，那么我的世界也会变得是宽阔的、是无私的、是光明的。 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如何实现心灵态度的转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王守仁又给林正阳讲了另一个故事，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做《列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叫《疑人窃斧》：有那么一个人，他有一天丢了一把斧头，他就怀疑这个斧头是隔壁老张家的儿子偷的。所以他看这个隔壁者张家的儿子，看他说话的态度，看他走路的那个样子，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偷斧头的人。过了没几天，他又从自己地里面又找到了那把斧头，回来再看隔壁老张家的儿子，这回怎么看怎么不像偷斧头的人。这个就是心灵态度决定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和世界交往的方式的一个例子。 杜甫有一句诗很有名，叫做“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毫无疑问，通常情况之下，春天的花朵是给人愉悦之感的，大家看了都会很开心，很美丽，很好看，心情会很好。但是如果你恰好有伤心事。你心情很糟糕，你处在哀伤之中，你看到的那个花朵恐怕也在像你一样掉泪。如果你在跟亲人别离，你看到鸟从树上飞起，也会想到别离。鸟从树上飞起，这件事情，在你看起来就是触目惊心的。这同样是我们的心灵态度可以决定我们的行为方式，我们的世界观点的一个例子。
“龙场悟道”王守仁先实现了自己的心灵转向，实现了自己心灵飞跃的。 他领悟到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朱子学说的天理，要通过一草一木去格出来。这个工作太宏大，太抽象，穷尽个人一生都无法完成，要按照这个方式去寻求天理，一辈子也得不到。 天理在哪呢?就在人心。 “心即理”，天理在每个人心中都存在，换句话说，人人都能成为圣人，只是不自信，又不够努力，所以埋没了这位圣人。 人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如何找到这位圣人?王守仁将其归纳为“致良知”。 “良知”人人都有，圣人与普通人的区别，正在于圣人完完全全地“得到”了自己的良知，而普通人的良知，都被私欲和无明所遮蔽。 普通人心中的“良知”被自身不当的行为，观念所掩埋，所遮蔽。人若要成为圣人，则必须除掉这些遮蔽本心的行为和观念。 换句话说，格物致知，要格的不是竹子，而是自己。只要找回自己的良知，就和圣人无异。 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这点王守仁认同朱熹的回答：以天下为己任。也即是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在实践方法上，他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儒家的终极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理想放在那个朝代看都没有错误.矛盾的是，要想实现理想就得掌握权力，有了权力才能建立起秩序，让世界在理想的框架下运转。 权力在哪呢，当然是在皇帝手里，所以儒家知识分子的行道之路，就是用自己的理论去说服君主，希望君主按照自己的理论去改善，乃至于重建人间秩序。 这种方式叫做“得君行道”。技术路径是向上看，面向君主，说服皇帝，利用皇帝掌握的权力，建立符合士大夫理想的人间秩序。 历史上包括孔子、孟子?，朱熹在内的诸多大儒都是这么干的，问题是“得君行道”实现的概率很小，失败率极高。 孔子、孟子的惨败就不说了，即使得到汉武帝推广的董仲舒"，也是他被阉割过的理论，而对董仲舒，汉武帝则“阳用其言，而阴弃其人”。 朱熹曾经抱怨说：“千五百年来，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地之间”。 这等于说，从孔子死后一直到宋朝，人间秩序都是不合理的，孔子之后的儒家士人一直未能改变这种局面，都在做无用功。 就连程朱本人也是如此，程颐和朱熹毕生致力于建立“得君行道”的理论方案，结果程颐长期被流放，全部著作被宋徽宗下令销毁，死后朋友门生甚至不敢去送葬。 朱熹学说被统治者打成伪学，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伪逆党籍黑名单的第五位，有人还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弟子门人或通流放，或被下狱。 有人说，后来程朱理学不是被奉为正统了吗?是的，那只是一部分而已。官方所采用的主要是其中的天道说，使之成为强化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来进一步强化三纲五常，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王守仁年轻时，对“得君行道”也是深信不疑，但这种信仰在正德元年那次廷杖事件中被击碎了。王主事上疏，内容半句也没提刘瑾，也不是对戴铣表示支持，仅仅是提出对言官不该以言论治罪。这种毫不过分的意见，换来的结果，却是被扒掉裤子打屁股，再贬为招待所所长，途中还要被刺客追杀。 “得君行道”换来这样的奇耻大辱，小命还险些不保，王守仁的思想彻底动摇了。“得君行道”理论上没错，条件过于苛刻，不光需要明君，还需要有德之君。这样的皇帝几百年也未必出一个，根本就行不通。 龙场悟道以后，这个问题豁然开朗了。既然向上看行不通，那向下看行不行? “乃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所谓圣人之道其实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内心足够强大，人人都能成为圣人。只要能做到“致良知”，人人能当圣贤。
如果把皇上也当做一个“事物”，行道所需要的权力，我自己就有，之前寄希望于利用皇帝的权力，是错误的。 王守仁自此从“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 我知道“道”，但是“得君行道”是死格，我知道了也没用。这个模式中，知和行，是分开成两段的。 儒家士人“知”道，但没有权力“行”道。皇帝有权力“行”道，但是不“知”道。 那么，既然“心即理”，只要“致良知”便能找到圣人。也就等于说，“行”的对象未必是皇帝，每一个民众都能成为被觉悟的对象，每一个儒家士人都可以自己去觉悟民众，不需要借助任何中间环节。 “觉民行道”，这个模式中，“知”和“行”是合一的。“知”便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