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手术后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他能吃能睡开始慢慢恢复精气神，也想用干农活来证明自己已经康复，苦恼于外婆和女儿的阻拦。那个冬天的早晨，我已经和同村的小孩子一起上学去了。外公在吃完昨晚炖的猪蹄后一下子呕吐起来，据我外婆后来的描述，灯光昏暗间见地上吐出的东西颜色很暗，近了才发现那是血，外公软倒在地，外婆见势不对赶紧去叫人把外公送到镇上的医院。医生给出的答复是饮食量过多，切除过一部分的胃负荷不了，且更重要的是胃癌复发癌细胞扩散，病情恶化了。这一次更长时间的住院后医生给家属建议病人回家进行药物治疗，大致的意思是没有必要再住院浪费钱了。外公回家后身体每况愈下，被病痛折磨得吃不下东西，常常吃什么吐什么，先前手术后养起来的肉也逐渐消失，变得骨瘦如柴，渐渐地起不来床，吃喝拉撒全靠外婆伺候。当外公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时，根据我们那对于熬日子的人照料的建议，将外公由床上挪到了堂屋地上由干草铺就，上面放一卷席子的临时床上，那已经是盛夏，并不冷。当时不懂这么做的用意，现在看来大约有两点，一是在堂屋方便亲戚朋友来最后见一见他，二是老一辈的人认为病危的人死在床上不吉利。我至今记得，有一日我放学回家，外公躺在堂屋简易的床上，临近傍晚却依旧炙热的阳光穿过堂屋双扇的木门，他看着门外的郁郁葱葱问我，雨儿，你说嗲嗲会不会死。十一岁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把所学知识奉为圭臬的我，非常天真诚恳地说，每个人都会死，我也会。其实我的答案至今也没变，但当时外公想听到的或许是能够给他带来希望的话，隔壁二婆婆责备我的回答，说我不那样说外公或许不会死。不久，外公死在了那个夏天的凌晨，当他快不行时我妈半夜给街上的姨妈打电话，两个女儿女婿守在他身边送他最后一程。然后就是通知各家各户的亲戚朋友，告知外公去世请他们参加三天后上山发丧的事，第二天上午道士先生已经就位，然后就是长达三天的法事了。我记得那几天因为香烛纸钱烧得特别多，屋子内外格外热，姨妈和我妈夫妻俩作为子女要轮流守夜，灵前不能缺孝子。我妈从小偷懒成性，姨妈作为长女爱面子，所以这方面很明显姨妈和姨父承担更多。那时候政策已不允许土葬要求火化了，外公作为队长，生前的遗愿却是不要火化要土葬。外婆用家里剩余的积蓄交了土葬的罚款，操办丧事的钱由两个女儿负担，礼金也由他们收，外婆表示不沾手免得扯筋，但这种事难免有龃龉，姨父说买一些东西他没有入账，是否分礼金时应该算进去云云。外公过世时外婆很平静，并没有哭，可能是这一年来照顾病人的琐碎辛劳，也可能是几十年来外公的积威一下子散去的如释重负，她对外表示自己并不伤心。上山入葬那天我并没有参加，姨妈的意思是孙辈都应该在，但我妈认为上学更要紧让我去了学校。外公死后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了下去，直到那年冬天，春天还未来临时，我患病，我爸接我去城里治疗，过程中回来过一段时日，但最终因为预后不好留下残疾，长时间离开了这个我生活了十二年的家乡。而姨妈夫妇也在不久后因为铺子亏损关了铺子回到城里打工，一岁多的表妹按照惯例留下由寡居的外婆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