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牢固的信念
生物的解剖学特征和心理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对不同时代的某种生物进化解剖研究，会看到一些不易改变或只有轻微改变的因素，它们的改变得以地质年代来计算。除了这些稳定的、不可摧毁的特征之外，也会看到一些极易变化的特征，如畜牧可以增加某些动物的产肉量，园艺技术可以改变植物的开花方式或果实产量等，这些都是很容易就能改变的特征，它们甚至能改变得让观察者看不到原有的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
一个种族，除有不可变的心理特征外，也有一些可变因素。因此，在研究一个民族的信仰和意见时，在一个牢固的基础结构之上，有无数嫁接在上面的意见，其变化之多比得上岩石上的流沙。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们能保持千百年不变，该民族的文明也许就是以它为基础。例如，过去的帝国主义、基督教和新教，当代的民族主义原则、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另一类是一些短暂易变的意见，它们通常是每个时代一些普及学说的产物，随着时代而自生自灭，影响文学艺术的各种理论就是这类意见，它们不过是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断出现和消失的涟漪，如那些产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或神秘主义的理论一样。这些意见都是表象的，如同时尚一样多变。
伟大且普及度较高的信仰数量十分有限，它们的兴衰是每一种文明种族历史上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是构成文明的真正基础。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大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即使某些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已完全失去控制力，也得借助于革命来斩草除根。革命的使命是清理几乎已经被人们抛弃的东西，因为惯性存在，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就是一种信念的终结。
关于某种信念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我们很容易就辨认出来。在它的价值开始被质疑时，它的影响力便走向衰退。一切普及的信念不过是一种虚构，它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它不被理性审察。
不过，即使一种信念已经摇摇欲坠，根据它建立起来的制度仍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这使该信念消失得十分缓慢。当信念的余威尽失时，建于其上的一切也会被社会摒弃。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在不准备更新全部文明因素的情况下转变自己的信仰。这个民族会在转变过程中，慢慢接触新的普及观念，直到停下脚步完成这种新信念为止，在此之前，该民族的群体会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普及性的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们决定着每个民族的思想倾向。只有它们能够激发信仰，形成责任意识入主群体大脑。
各民族一直清楚获得普及性信念的好处，他们本能地知道，这种信念的消失是民族衰败的信号。罗马人能够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们对罗马的狂热崇拜；当这种信念寿终正寝时，罗马文明也走向没落。至于那些毁灭了罗马文明的野蛮人，只有当他们接受了某种共同信念后团结一致，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群体，摆脱了无政府状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各民族在捍卫自己意见时，态度非常不宽容。显然，事出有因。这种对哲学批判表现出来的不宽容，是一个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质。在中世纪，正是为了寻求或坚持普及性信仰，才有那么多发明创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使他们逃脱了殉道，也难免死于绝望。也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信念，世界上才经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悲剧，才有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或将要死在那里。
建立普及性信念的道路可谓困难重重，不过，一旦它站稳了脚跟，便长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无论从哲学上看它多么荒谬，都会进入最清醒的头脑。古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腓尼基人信奉火神莫洛克，祭拜这东西，得以儿童作为祭品。如此野蛮的宗教神话，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民族竟然一直认为它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仅是从哲学上看来，它是野蛮的。但就是这个如此野蛮的信仰，却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文明，使人类窥见了大量迷人的梦境和希望，是的，群体只需要梦境和希望，他们并不想知道得更多。
圣父耶和华竟然因为自己创造出来的动物——人不听话，便进行自我报复，让其儿子耶稣承受可怕的酷刑。长达1000多年，居然一直没人发现这个神话荒谬至极，包括有着过人天赋的人，如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等，居然也没有想到过这类神话的真实性十分可疑。普及性信仰有催眠作用，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事实更典型，也没有任何事情能更确切地表明，我们的理性和智慧有着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新的教条在群体的头脑中扎根，就会成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会发展出各种制度、艺术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环境之下，它对人们实行着绝对的控制。实干家一心要让这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变成现实，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诸实行，哲学家、艺术家和文人全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它，除此之外再无他想。
从基本信念中可以衍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都带着那些信念赋予它们的印记。无论是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还是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文明，都是寥寥几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这些文明中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们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印记。
因此，幸亏有这些普及性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的人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于公元前42年至公元37年在世的古罗马皇帝提比略、中国元朝皇帝成吉思汗和法兰西皇帝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却对人类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推翻一个暴君可以秘密策划政变，但要反对牢固的信念，我们又有什么可资利用？在同罗马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最终屈服的是法国大革命，尽管群体的同情显然是在它这一边，尽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人类所知道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历来就是他们对死人的怀念或他们为自己编织出来的幻想。
从哲学上论证，普及性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获胜的障碍。如果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种神奇的荒谬性这一条件，它们也不可能获胜。
（2）群体意见的多变
我们阐述了普及性信念的牢固力量，在此基础的表面，还会不断有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想，它们的寿命都不长，一些意见朝生暮死，即使一些较重要的，也难以延续百年。这些意见的变化总是受某些种族意识的影响。例如，在评价法国政治制度时我们说明，各政党表面上看极为不同——保皇派、激进派、帝国主义者等，但它们都有着一个绝对一致的理想——建立一个集权制法国，这个理想完全是由法兰西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的，在另一些民族中，同样的名称，却有着完全相反的理想。无论是为了给那些意见起名称，还是为了欺骗大众，都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都深受拉丁文学的熏陶，他们的眼睛只盯着罗马共和国，搬用这个国家的法律、权标、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变成罗马人，这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有着强大历史背景的帝国的统治之下。
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古代的表面变化背后，有什么东西支撑着它们，在这些不断变化的意见中找出受普及性信念和种族特性决定的成分来。
如果不做哲学上的检验，人们会以为大众经常随意改变他们的政治或宗教信念。一切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文学的历史，似乎都证明事情就是如此。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即1790到1820年这30年的时间，这也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最初是保皇派的群体变得十分激进，意图发动革命，后来成为极端的帝国主义者，最后又变成了君主制的支持者。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最后又回到了最坚定的天主教立场。不只是人民群众的观念反复无常，他们的统治者也同样摇摆不定。我们吃惊地发现，国民公会中的一些要人、国王的死敌、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臣服于拿破仑，成为他恭顺的奴仆，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这些人又手持蜡烛虔诚地走在宗教队伍中间。
在以后的70多年里，大众的意见又发生了无数次变化。19世纪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者统治时期，成了法国的盟友。两次被法国侵略的俄国，以满意的心情看着法国倒退，也变成了它的朋友。
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接下来的意见变化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天还受着吹捧的艺术家和记者，明天就会被人痛加责骂。
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的变化时，我们发现了什么？一切与民族的普及性信念和情感相关的东西，都没有持久力，逆流不久便又回到了主河道。与种族的任何普及性信念或情感全无关系，从而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意见，只能听任机遇的摆布，或者——假如其说法还有可取之处——会根据周围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它们只能是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暂时现象。它们匆匆成熟，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沙滩上被风吹成的沙丘。
目前，群体中易变的意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昔日的信仰正在日甚一日地失去影响力，因此它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能够形成当时的短暂意见。普及性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历史也无未来的偶然意见提供了场所。
第二个原因是大众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这种势力越来越没有制衡力量。我们已了解，群体观念的极其多变，这一特点得以无拘无束地表现出来。
第三个原因是传媒的发展，它们不断地把完全对立的意见带到大众面前。每一种个别的意见所产生的暗示作用，很快就会受到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的破坏。结果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它们全都成了过眼云烟。今天，一种意见还来不及被足够多的人接受，从而成为普遍意见，便已寿终正寝。
这些不同的原因造成一种世界史上的全新现象，它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我这里是指政府在领导舆论上的无能。
就在不久前，政府的措施、少数记者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记者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竟然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的法俄同盟，就几乎完全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大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大众冲动的支配，而大众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大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俯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大众的意见及其不断地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而有影响力的报纸，如《宪法报》《论坛报》或《世纪报》，被上一代人当作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地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馆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论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效果。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大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今天，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大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及性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分歧的信念，并且使大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
过去25年里朝着这个方向演变的速度是惊人的。在这之前的那个时期，虽然与我们相距不算太远，人们的意见还仍然大致存在着一般趋势，它们的产生是因为接受了一些基本的信仰。只根据某人是个君主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即可断定他持有某些明确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只根据某人是共和主义者，便可以说他有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拥护君主制的人十分清楚，人不过是从猴子变过来的，而共和主义者同样十分清楚，人类的祖先就是猴子。拥护君主制的人有责任为王室说话，共和主义者则必须怀着对大革命的崇敬发言。凡是提到一些人名，如罗伯斯庇尔和马拉，语气中必须含有宗教式的虔诚，一些人名，如恺撒大帝、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或法国的拿破仑大帝，在提到时也万万不可不予以猛烈的痛斥。连在法兰西的“索邦”（今巴黎大学）的人，也大多以这种幼稚方式理解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官方任命的历史教授写下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它们证明了在法国的大学教育多么缺乏批判精神。《法国大革命》一书所言甚是：攻占巴士底狱不但是法国历史，也是整个历史上的一件登峰造极的事，它开创了世界史的新纪元。而罗伯斯庇尔，他的独裁更多的是建立在舆论、说服力和道德威信上，这是一种掌握在高尚者手里的教皇权力。
目前，由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退化，持续的时间短得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理念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无可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目前大众拥有庞大的势力，所以，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声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大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就像赫利奥加巴勒和梯比留斯一样，但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让大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大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及性信仰的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