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研究了群体的精神结构，了解了群体的感情、思维和推理方式，接下来探讨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如何形成的。
决定群体意见和信念的因素有两种：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
间接因素是指能够使群体接受的某些信念，群体接受这些信念后，难以再接受别的信念。这些因素为以下情况的出现准备了基础：突然冒出来一些威力与结果都令人吃惊的新观念，某些观念的爆发，并被付诸行动，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随着上述长期性准备工作的延续，它们成为实际说服群体的资源时，便成了直接因素，不过，若是没有那些准备性工作，直接因素不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直接因素是使观念被采取并且能够产生一定结果的因素。大众突然开始贯彻的方案就是直接因素引起的。一次骚乱的爆发，或一个罢工决定，甚至民众授予某人权力去推翻政府，都可归因于直接因素。
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房屋的地基实际上早已经被掏空了。
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能发现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举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包括哲学家的著作、贵族的苛捐杂税与科学思想的进步。有了这些间接因素的准备，民众的大脑便很容易被演说家的演讲打动，或用不疼不痒的改良来反抗朝廷。
某些间接因素具有普遍性，它们是群体一切信念和意见的基础。这些因素包括种族、传统、时代、各种典章制度和教育等。
（1）种族
种族是最重要的间接因素。每个种族都有它的特点，这种特点又形成了它的种族性格。这种种族性格一代代传递下去，形成了这个种族的力量、信仰、制度和艺术，总之，这个种族文明中的一切成分，仅仅是它种族性格的外在表现。
某种观念从一个种族传播给另一种族时总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某些环境变化、突发事件可能会为一个民族带来新的暗示因素，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引导他们付诸行动，但是如果这种影响与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相反，或与一个民族世代继承下来的因素相对立，那么它就只是暂时的。
种族因素的影响是如此强大，它决定着群体气质的特征。这一事实造成的后果是，不同国家的群体表现出相当不同的信念和行为，受到影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英国的南海事件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当时，密西西比股票狂潮正于法国如日中天，在这个神奇的泡沫肆意膨胀的日子里，法国人变得失去了仅存的理性，不再满足于从事那些盈利较慢的产业，人人都渴望能够立刻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于是铤而走险，开展了一场大胆的计划。
当这股风潮来到英国时，像法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被这种离奇的计划所迷惑，千万双眼睛中饱含欣喜，仿佛看到了金银财宝扑面而来的景象。
与法国不同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骨子里强烈的理性成分发挥了作用，除了一部分从始至终持反对意见的当权者之外，即使是普通百姓也没有完全参与这场疯狂游戏。这也正是闹剧在法国持续了整整四年，而在英国只进行了八个月的原因。关于民族这一因素的作用，以后还会有所涉及，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的是它对各民族群体气质特征的影响。事实上，正是这种影响存在着差别，才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格局。
（2）传统
传统，即过去的观念、欲望和感情，它们是种族作用的产物，对我们的日常行为发挥着难以觉察的巨大影响。传统是种族的特性之一，自从胚胎学证明过去的时间对生物进化的巨大影响以后，生物科学便发生了变化，假如我们把民族看成单个的生物，那么它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个有机体。
若是这种理论有更多的人知道，想必历史科学也会出现类似的变化。许多政客与之前的学究们相比高明不到哪儿去，但他们却相信社会能够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完全遵照理性之光指引的唯一道路前进。
如同其他有机体一样，只能通过缓慢的遗传积累过程发生变化。因此，一个民族的传统是极其稳定的，除了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人们无法改变什么，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钟乳岩——需要长年累月的物质沉淀，一旦形成之后，又很难被腐蚀损坏一样。
传统不仅稳定，而且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他们能够轻易改变的，不过是一些名称和外在形式而已。对这种状况不必感到遗憾。脱离了传统，不管是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为了保持传统，人类进行着两大努力，一是建立传统，二是当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人类便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无论是新传统还是旧传统，倘若没有旧传统，文明就不可能延续；如果没有新传统，文明也不可能进步。
而我们要面对一个困难——一个极严重的困难——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就很难发生变化，中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它故步自封，使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改进能力。即使暴力革命也没什么用，结果不过是打碎的锁链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让无政府状态来取代衰败。
对一个民族来说，最理想的状态莫过于保留过去的制度，同时又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进。在稳定与变革之间求得平衡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群体会本能地对一切变革进行阻挠。使它变成现实的只有古罗马人和近代英国人。
群体对传统有着崇拜式的迷恋，他们抱残守缺，极其顽固地反对变革传统观念。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为，最终不过做了些嘴皮子上的改变。18世纪末，教堂被毁，僧侣们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命丧断头台，礼拜制度一度销声匿迹，人们也许认为，旧日的宗教观念威力已经丧失殆尽。但没过几年，为了顺应平民大众的要求，礼拜制度又建立起来了，旧传统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
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专制的暴君
——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摧毁。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传统，它能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漫长的时间里慢慢消磨直至某天新的传统形成，它才会被打破。
（3）时间
时间对于社会问题正如对生物学问题一样，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即使是种族因素，也得仰望时间的鼻息。时间是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也是世界万物唯一的伟大毁灭者。积土成山、滴水穿石需要时间，从地质时代模糊难辨的细胞到高贵的人类入主地球，需要的也是时间。只需要短暂的几百年，便足以改变一切固有的现象。假如蚂蚁有足够的时间，也能把勃朗峰夷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随意改变时间的魔法，他便有了上帝的权力。没有足够的时间，人类便无法繁衍壮大形成种族。人类因为时间而获得力量，同时也因为时间而失去力量。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酝酿起来的，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
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非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决定输赢，它们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之所以能开花结果，是因为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却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席卷欧亚大陆的十字军狂飙的出现就绝非偶然，面对潮水般的基督朝圣者，圣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颁布了一个苛刻的法令：每个进圣地的朝圣者，都必须缴纳一个金币。
这让那些千辛万苦而来的朝圣者愤怒至极，穷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徘徊不前，直到一位富裕的信徒载了一大堆金币来替他们缴了税后才得以进城。对耶路撒冷的统治者来说，朝圣者成为他们的滚滚财源。
面对不断涌入圣城的朝圣信徒，统治者在朝圣的路上设下种种障碍。以各种方式来迫害朝圣者：抢劫、鞭打、连续几个月被关在城外、被迫缴入城税等，情形整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双方矛盾不断加深，如火药濒临爆炸的边缘。
一位名叫彼得的隐士历经磨难赶到耶路撒冷，却受到各种虐待。他义愤填膺地到处演讲，历数东方世界的邪恶，声泪俱下地控诉基督徒在圣地受的虐待，最终使得教会做出了“解放圣地”的决定。
如果没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情绪积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仓促之间有此决定。
时间是我们最可靠的主人，是面向大众可怕的报复，对此我们深感不安。意欲恢复平衡，除了依靠时间再无他法。法国社会学家拉维斯先生所言甚是：
没有哪种统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间建立起来。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是经历了数百年才打造出来的产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典章之前，经历了数百年毫无秩序的混乱。绝对君权也是在存在了数百年后，才找到了统治的成规。
（4）政治和社会制度
改进统治制度可以消除社会的弊端，国家进步是好制度带来的结果，社会变革可以用各种命令来实现，这些看法至今仍被普遍认同，殊不知其乃是一系列严重的谬见——该观念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目前的各派社会学说也仍然以此为基础。
最具连续性的经验也未能动摇这个重大的谬见。哲学家和史学家们想证明它的荒谬，结果却枉费心机。不过他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谁也无法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如同我们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既然制度和政府都是民族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绝对不可能创造某个时代，只能被这个时代创造。
各民族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怎样被统治。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要改变它也同样需要这么多的时间。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好制度，也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坏制度。而各种制度也没有固有的优点，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好坏。
在特定的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有害的。
比如，我们经常认为共和制要比君主制民主，因此共和国的人民也就比君主国的人民幸福。可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英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至今还生活在君主制的统治之下，反倒是那些拉丁美洲与非洲的民主共和国，常常专制而嚣张地压迫公民。尽管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共和制度，也制定了共和国的宪法，但决定着各民族命运的是种族性格，不是他们的政府。
浪费时间炮制各种煞有介事的宪法，如同小孩子玩把戏一样，不过是无知的修辞学家毫无用处的劳动。要完善宪政，我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让必要性和时间这两个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采用的办法，正如他们伟大的史学家麦考利告诉我们的一样：拉丁民族各国的政客，应当真诚地学习这种方法。他认为，从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法律，只看见一片荒谬与矛盾。他对拉丁民族一拥而上发疯般制定出来的宪法文本与英国的宪法进行比较后指出，后者总是一点一滴地慢慢发生变化，影响来自必要性，而不是来自思辨式的推理。
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的是考虑是否方便实用；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理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有明显的缺憾，否则绝对不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些缺憾，否则绝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这四大原则一直支配着250年的议会，让它的行动有章可循，从容不迫。
欲弄清各民族的法律与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种族的需要，对它们逐一审查即可，没有必要进行粗暴的变革，如对集权制的优点和缺点，可以专注于哲学上的考究。法国这个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用了整整1000年的时间来维护集权制，当法国民众感觉到不满时，他们选择了粗暴的革命。一场目的在于摧毁过去一切制度的大革命平息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场大革命虽然毁灭了一套旧集权制，却建立了一套新的集权制，并使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更具备压迫性。
如此看来，我们就得承认集权制是法国迫切需要的产物，是这个民族的生存条件。对于那些奢谈毁掉集权制度的政客，我们应当同情他们。
上述结论是，制度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民族的幸福也不能到制度中去寻找。以暴力革命为代价，它可以改变其名称，但是其本质依然如故。名称不过是些无用的符号，历史学家在深入到事物的深层时，很少需要留意这些因素。
当众多的拉美国家从西班牙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它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美国，一拥而上发疯地制定宪法文本，结果却变得十分糟糕。
美国在民主制度下取得了高度繁荣，而另一些国家的人，譬如西班牙人，在极为相似的制度下，却生活在可悲的混乱状态之中。制度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和另一个民族的衰败都是毫不相干的。各民族受自己的性格支配，凡与这种性格不合的模式，都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
但民众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不满归结于某种制度，又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制度，如同对待圣人的遗骨一样对待未实行的制度，赋予这些制度以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各种幻想和新词汇反复冲击民众的头脑，尤其是后者，它们对民众的影响力，和它们的荒诞一样强大。为强行建立某些制度而进行的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都在发生，而且还会继续发生下去。
（5）教育
一切受教育的人需要的专业教育都是我们祖辈理解的教育。在今天，凭自己意志的力量、开拓能力和创业精神统治世界的民族中，这种教育模式依然强盛。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一系列著名篇章中清楚地说明了，我们过去的教育制度与今天英国和美国的制度大体相似。泰纳在对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制度进行比较时，明确指出了这两种方式的后果。
如何能提高专业智力，使它高于古典教育的水平呢？泰纳先生说：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因此，我们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只有采用这种方式，孩子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让他们着手新的组合、简化、创意、改进或发明。
而我们却恰恰在最能出成果的年纪，被剥夺了所有这些宝贵的接触、所有这些不可缺少的学习因素，在七八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关在学校，切断了一切亲身体验的机会，因此对于世间的人和事，对于控制这些人和事的各种办法，不可能得到鲜明而准确的理解。
毫不客气地说，十有九人在几年里把他们的时间和努力浪费掉了，而且浪费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几年。他们中间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为了考试而活着，然后被残酷地淘汰掉。
另外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某种学历、证书或一纸文凭，在规定的某一天，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一个答辩团，在连续两小时的时间里，怀着对科学家团体，即一切人类知识的“活清单”的敬畏，他们要做到正确或是绝对正确。
但用不了一个月，他们不可能再通过考试，脑子里那些过多的、过于沉重的学识不断流失，且没有新东西补充进去。他们的精神活力衰退了，他们继续成长的能力枯竭了，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人诞生了，但他也筋疲力尽了。
于是他成家立业，落入生活的俗套。只要落入这种俗套，他就会把自己封闭在狭隘的职业中，工作也许还算本分，仅此而已。这就是平庸的生活，收益和风险不成比例的生活。
在教育青年人方面，英国人与美国人做得更好。
在医院、矿山和工厂、建筑师或律师的办公室里，那些十分年轻就开始学业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地经历他们的学徒期，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一些一般性的教育过程，可以把他们迅速观察到的东西储存进去，而且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空闲时间得到的各种各样的技能，逐渐把自己充实成为一个全面而健康的人。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发展，并且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发展方向也符合他未来的任务和特定工作的要求，因为这些工作就是他今后要从事的工作。
因此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在25岁时——如果不缺少各种材料和部件，时间还会提前——他不但成了一个有用的工作者，甚至具备自我创业的能力；他不只是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而且成为发动机。而在制度与此相反的法国，却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的人力浪费还能够接受，然而这种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脱节的趋势却令人忍无可忍。
英国人的工程师不是在学校学出来的，而是在车间里训练出来的。这种办法表明每个人都能达到他的智力允许他达到的水平。如果他是个平庸的人，没有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他做工人或领班；如果天资不俗，他便会成为工程师。与个人前程全取决于他在19岁时一次几小时的考试的做法相比，这种办法更民主，对社会的好处也更多。
关于拉丁民族的教育制度与实践生活不断扩大的差距，泰纳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的角度看，坐在学校板凳上啃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长得过头了，而且负担过重。采用的方法也糟糕透顶，以至于已经成为一种严重违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制度。
过多地延长实际的学徒期、培养懒汉的寄宿制度、过多的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对今后的时代完全没有考虑，对人的职业缺乏安排，对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装聋作哑，不考虑学生如何适应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不教给学生如何保持坚强意志……
有必要的准备、所有最重要的学习、那些丰富的常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凡是年轻人应该拥有的知识，我们的学校一样也没有教。我们的教育不但没有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反而破坏了这些能力。使得我们的年轻人一走入社会，进入他的活动领域，就开始遭遇一系列的痛苦与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久久不能痊愈，有时甚至让他失去生活的能力。这样的教育制度，对年轻人的精神和道德都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有难以恢复的可能。学校的幻想与美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彻底地破灭了，强烈的欺骗感、失望感，是一个心理素质不完备的青年人难以承受的。
也许有人认为我对教育制度的批判，严重脱离了群体心理学的主题。如果我们要厘清那些今天正在大众中酝酿、明天就会付诸行动的各种想法和信念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那些恶化的群众头脑究竟是如何由当前的制度培养出来的，冷漠而中立的大众是如何变成了一支心怀不满的大军，随时打算听从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暗示的，就必须了解其成长的土壤。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发挥了一部分作用。
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无知的庸众，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正是我们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