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藤，紫竹，鸟语；
老人，暮年，世外。
这是我带着诚惶诚恐的不安走进老人家乡下别墅的第一印象。
院落不大，清风雅静，花香鸟语，听不见市声，闻不见俗气，颇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意味。一栋三层小楼，红砖黛瓦，青藤攀缘，紫竹环绕，少了几分钢筋水泥的联想。客厅的布置中西式混合，既有路易十四时期式样的沙发、躺椅、油画、纯铜台灯，又有纯中式的神龛、案台、麦秸蒲团、紫檀木太师椅。神龛前，香火袅袅，供奉着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落地窗前，两棵生机勃勃的绿萝，染绿了明媚的阳光。
尽管见面时老人脸上依然残留着昨日的愠容，但我发现精致的藤桌上已经摆好紫陶茶具，由此我明白老人已准备接受我的采访。我心里暗自窃喜，但决不溢于言表。我深感低调也是一种厚重，只不过这种厚重与老人家显阔的厚重不一样，她是参与者、经历者、拥有者，而我是挖掘者、守望者。我要把我的厚重放在心里，藏在脑中，所以不卑不亢成为我上访权贵英豪、下走百姓人家的一种常态。特别是这次长途奔袭来到台湾岛，执著领着我去解开半个世纪前的秘中秘，这远行本身就意味着拙作鬼使神差地出现了新的精彩和看点。冥冥中，我感谢我的执著，新的秘密正在我的企盼中催促我去破解。
当保姆将沏好的铁观音倒入茶杯后，那缕缕、阵阵轻清的飘香，默契地带着我和老人飘回到那段不堪回首却又惊心动魄的往事中。很明显，老人是经过一番精心的修饰和准备来应对我的采访的。她穿一套淡蓝色婆婆衫，飘逸而有质感，一只鸡血红的手镯和闪烁着炫目光芒的钻石戒指悄然地透出她的高贵和富有，白皙的皮肤密布着无法掩饰的老年斑。尽管萎缩的嘴唇涂抹了淡红色的唇膏，像在努力地守护多年的秘密，但此时此刻，我总觉得我像走进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老年的场景：她们的眼神里都暗含着一种逝去的时光，和一种世纪老人特有的闪烁不定的秘密和迷茫。
“老人家，您说情报是您传出去的，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传出去的？”我直奔主题。
“你应该问我，我为什么要帮李宁玉传情报。”老人反驳我。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是伪军!”
“你是李宁玉的同志？”
“那要看怎么说，如果对日本佬我们就是同志，没有日本佬我们又是敌人。”
我恍然大悟：“您是重庆的人？”
她淡然一笑：“哼，算你聪明，猜到了，我是重庆军统安插在汪伪组织里的卧底。”
我马上想到，她豪富的父亲一定也是军统的地下特务。
老人家抬起头，望着挂在墙上的一只相框——相片上是一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日本出厂的零式战斗机：“那就是我父亲送给汪精卫的飞机，也是我们父女俩打入汪伪政权的见面礼，敲门砖。其实，飞机是戴笠送的，不过是借父亲的名而已。”
我问：“这是哪一年的事？”
老人用有些微微颤抖的手轻轻抚了抚血红的手镯，然后慢慢地用食指竖在双唇处，眼神飘向远方，像是在捕捉记忆中的那粒沉浮半个多世纪、行将被漫长的时光吞没的尘埃……
二
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
顾小梦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她从青浦警校参加完毕业典礼，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一眼看见她家花园的葡萄架下，父亲跷着二郎腿，手上捏着粗壮的雪茄，坐在红色的藤椅上，与一个中年人在谈事。父亲平时不抽烟，偶尔抽雪茄与其说是抽烟，倒不如说是摆大老板的排场。但从今天他大口吞吐烟雾的样子看，顾小梦没有怀疑地作出判断，父亲同来人的谈话并不愉快。也许是相当不愉快，因为她注意到父亲面色凝重，眉头锁紧，目光如炬，几近愠怒。父亲在家里是很少露出这种神情的，甚至几个月前，得知几百万的货物受战火侵袭沉入海底时也没有这样，看见女儿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在女儿的记忆中，只有两年前，母亲猝然被鬼子飞机炸死的那一天，她不知噩耗，哼着小调从外面回来，父亲明明看见她却没有理睬，而是转身而去，沉重的背影像一道黑色的屏障，把父女俩素有的亲热隔开了。
客人穿一套黑色毛哔叽中山装，戴一顶天津盛锡福的礼帽，横架在鼻梁上的圆形墨镜透出几分神秘和傲慢。从放在茶几上的公文皮夹看，顾小梦大体猜出来人的身份——不是军方的，就是警界的。她倾向是警界的，因为她刚从警校毕业，也许父亲正在与他谈她的未来。如果真是如此，她觉得自己还是暂时不出面的好。因此，她迟疑一下，悄悄退开，绕道回了屋。
宋妈热切地迎上来，看她额头上挂满汗珠，连忙拿来毛巾给她擦拭。她接过毛巾，一边擦着汗一边问宋妈：“那个人是什么人？”
宋妈摇摇头：“不知道……老爷吩咐我不要打扰他们。”
顾小梦象征性地擦了汗，把毛巾还给宋妈：“他来了多久了？”
宋妈看看挂在墙上的自鸣钟：“一个多钟头了。”
正说着，自鸣钟和外面教堂的钟声一齐响起来，咚——咚——咚——像整个城市都准备起锚远行。两年前，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为了女儿的安全，把家从杭州迁居到上海法租界，对门有一个天主教堂，每次，教堂钟声响起后，总有一群鸽子从他们家屋顶飞过，洒下一路的羽毛和类似哨音的滑翔声。
上海的夏天是闷热的，顾小梦有些昏昏欲睡，她洗了一把脸，想上楼去睡一会儿。但真上床了又睡不着，只好懒洋洋地翻看了几本《看客》电影杂志。不知过了多久，她起床来到窗前，恰巧看见父亲正起身与来人作别。那人一手握着父亲的手，一手抚着父亲的肩，不时轻拍着。从父亲的表情看，有点无奈，又有点像在接受那人的安慰。
最令顾小梦吃惊的是，父亲进屋看见女儿，那平时一向开怀爽朗的笑声没有了。她问来人是谁，父亲也是语焉不详，敷衍了事。怪异还在继续，吃晚饭时，父亲竟然用不停地给女儿夹菜代替父女间素有的交谈，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母亲撒手人寰，两个哥哥都在国外，顾小梦是父亲身边唯一的亲人，做父亲的对女儿便多了一份溺爱和纵容，因此养成了顾小梦任性娇惯的脾气。在顾小梦眼里，父亲比宋妈还少了一份威严。她对父亲的反常颇为不满，发问又得不到切实的答复，一气之下，丢了饭碗，气鼓鼓地上楼去了。
父亲吃完饭，上楼来看她。她终于爆发出来，对父亲大声嚷嚷：“来了一个黑衣丧门星是不是，把我们家搅得像个殡仪馆，难道他是阎王爷不成!”
面对女儿的无礼，父亲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气馁地耷拉下头，沉沉地坐在女儿面前，幽幽地说：“孩子，爸爸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女儿振振有词：“是什么就说什么!”
父亲拉起女儿的手，连连摇着头，欲言无语。
顾小梦多少看出一些不祥，握紧父亲的手，“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叹口气，闭着眼说：“天塌下来的事。”少顷，又睁开眼，表情严肃地说，“梦儿，天塌下来了爸爸还可以用万贯家产为你再撑起一片天空，可是这回……爸爸……帮不了你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听他的。”
顾小梦霍地站起来，“你是说下午那个人？”
“嗯。”
“他是什么人？”
“他是小喽啰一个，关键是他代表的人。”
“他代表谁？”
“我们国家，这个破碎的国家——”
三
【录音】
嗯，父亲告诉我那个人姓宋，是国民党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官职不高，上校军衔，但他身上有本证件是见官高一级的。这就是当时的军统。戴笠时代的军统，权力大得可以把太阳遮住，可以让你成龙上天，也可以叫你变虫钻地。据我所知，多年前父亲在南京时与戴笠有过一面之交，那时抗战还没有爆发，但国民党内部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纠纷不断，军统的人到处招募同党，安插亲信。我父亲是做军火生意的，跟军方接触比较多，戴笠一心想拉父亲加入军统为他当耳目。父亲觉得这不是个好差使，弄不好要鸡飞蛋打的，就没同意，付出的代价是给了军统一大笔钱。是破财消灾，花钱买个自由身的意思啊。当时军统还没有后来那么膀大腰圆，戴笠本人也没有后来那么飞扬跋扈。他收了钱，和父亲保持了一定的交情，有事打个电话，没事一般不联系。这次宋处长来访前，父亲就已经接到戴笠的一个电话，说是有要事相商，专门派了一个人来面谈。
就是说，宋处长是代表戴笠来的。
我父亲认为，所谓的有事大概就是来跟他要钱要物。抗战爆发后，国库一天比一天空虚，而军统的开支一向很大，很多钱物只好从民间刮取。哪知道，宋处长却给父亲带来一大笔钱，奇怪吧？
事情蹊跷，必有隐情。说白了，戴笠这次不是来找父亲要钱的，而是要我父亲的名和命为军统做事。做什么呢？就是用这一大笔钱去买一架飞机，以父亲的名义送给大汉奸汪精卫，以博得汪贼的信任。当时汪精卫正在武汉积极筹备伪政府，军统需要有人打入到汪精卫身边去，戴笠看中了我父亲，就是这样的。
我父亲是铁匠的儿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富豪，一是靠乱世，乱世出英雄嘛；二是靠他独到的生意经和在交际场上高超的平衡能力。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做生意的天才，这种天才主要体现在他与官方、政界相处中善于把握分寸和机会。中国的商人要是不跟官方搭伙，生意是做不大的，古往今来一向如此，大陆和台湾都一样。但搭伙过了头，到了像胡雪岩那个程度，以商从政，商政不分，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弄不好要两头落空，生意做不成，官也当不成，一败涂地。我父亲始终记住自己是个商人，与官方、政界保持着应有的关系，也保持着应有的距离。若即若离，亲疏有度，分寸把握得很好。八面玲珑，才能八面来风，这就是父亲的生意经。现在，戴笠要他为党国效劳，变成个地雷去埋在汪贼身边，这对父亲来说当然不是件乐意的事。但事关抗日救国的大业，父亲只有答应，没有退路——不可能再像上次一样花钱买一条退路走。我父亲见多识广，看云断雨的能力比谁都强，他从戴笠私自备钱而来这一点中已经看出，这次戴笠不会给他退路走的。既然这样，父亲没有什么犹豫，干脆地答应下来了。
问题不在我父亲身上，而是我——对方提出要我也加入军统，做父亲的搭档，一起打入汪伪集团。当然，从道理上讲，这个要求很正当，既然花了大价钱把父亲弄进去了，我不过是搭父亲的便车而已，不费周折，捡个便宜，毕竟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但我父亲坚决不同意!父亲不想把我扯进去，因为他晓得，比谁都晓得，军统这碗饭是不好吃的，风险很大，生和死只有一页纸之隔。我是父亲的独养女，从小在父亲身边长大，两个哥哥都在国外，父亲把我视为掌上明珠，怎么可能让我去冒这种风险？那天下午，父亲一直竭力想说服宋处长让我置身局外，但对方始终不松口，不放手，让我父亲痛苦不堪。
一边是国，一边是家，一边是神通广大的秘密组织，一边只是一个有点钱的商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还是不死心，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明后，最后决定让我一走了之——
令顾老板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勇敢的决心首先遭到女儿的反对。
顾小梦听罢父亲的介绍，非但不惊不诧，反而笑容满面地挽起父亲的胳膊，安慰父亲：“看你这一筹莫展的样子，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这样。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吗？至少可以为我母亲报仇嘛。不瞒你说，我还准备找人加入军统局呢，你不知道吧？”
“胡说!”父亲严肃地告诫女儿，“你知道什么，那是个深渊，进去了出不来的。”
“问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去呢。”女儿的声音里透出藏不住的兴奋。她告诉父亲，军统局曾多次秘密地去他们学校物色人选，条件很高，被带走的都是班上最优秀的人。正因此，顾小梦才格外憧憬加入军统局，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她岂肯放过。
“不，女儿，这事你必须听爸的。”
“不，我不听，这是我自己的事，你别管……”
就这样，对顾老板来说，下午那种对峙、争执的时光又重现了，不同的是，下午他面对的是铁面无私的宋处长，现在面对的是娇惯成性的女儿。但结果都一样，他费尽口舌，只证明他是无能的，无法改变对方坚定的主意。这似乎也是规律：在诸如爱情、前程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父母和子女一旦意见相左，最后败下阵的往往是父母一方。
这天晚上，身为一代富豪的顾老板感到特别的虚弱无力。他像只困兽一样，在静谧的花园里不停地走啊走，银色的月光下，不时看见他沧桑的脸上挂出泪花。
四
又是一个月光如银的夜晚，宋处长如期而至，他带来了表格、党旗、孙先生头像等。干吗？替顾家父女俩履行加入军统局的手续。首先是填表，一人一表，一式三份。父女俩填完表，按上手印，各自拥有一个秘密代号：父亲是036，女儿是312。然后是宣誓，父女俩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对着党旗和孙先生像，由宋处长领读，庄严地宣誓：
“我宣誓，从今天起，我生是党国的人，死是党国的魂。我将永远忠诚于党国，不论遇到何种威胁和诱惑，我都将誓死捍卫党国的利益，至死不渝地服从党国的意志，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每一项指令，置生死于身外……”
这一切履行完毕，宋处长俨然是一位首长，对顾老板吩咐道：“马上对外公布，你女儿将赴美国度假，去看望两个哥哥。”
顾老板马上预感到，女儿要离开他了：“你们要带她走？”
宋处长对顾小梦说：“你需要接受训练。”
不久，顾小梦登上美国威远公司的海轮，远渡重洋，名义上是度假，实际上是去美国接受秘密训练。当时国民政府在华盛顿郊区设有一个秘密训练基地，基地负责人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肖勃武官，他也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站长。就在基地受训期间，顾小梦从报纸上看到她父亲赠飞机给汪精卫的相关消息，随后多年她和父亲一直作为汪精卫的忠实走狗遭国人唾骂。直到抗战结束后，军统方面才出具相关证据和证人，为顾老板及女儿恢复荣誉。
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又有人对顾家父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当时戴笠和宋处长都不在人世，肖勃武官成了最直接又最有力的证人。多年来，顾老一直把肖武官的证词当宝贝一样珍藏着，我有幸看到，全文如下：
我可以作证，顾小梦是党国的特殊战士，曾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月，在由我负责的国防部设在华盛顿的秘密训练基地受训，同窗七人，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选送。其间，顾学习勤勉，作风正派，抗日救国之心溢于言表，不容置疑。学成回国后，我曾多次听到包括戴局长在内的军统内部人士讲起顾家父女忠心报国、建功立业的事迹。抗战结束后，组织上对其父女忠勇报国的行为已作定论，如今有人试图改变事实，居心叵测，乃国人之耻。
及：以上证词一式两份，一份由国民政府中央安全委员会存档，一份由顾小梦本人私存。
证词打印在一页十六开大的白纸上，是原件，落款有肖勃本人黑色的签名和红色的私人印章及手印，具有足够的真实性和庄严感。经老人家同意，我对这页证词用数码相机拍下照片。有意思的是，老人家发现我的相机只有四百万像素，清晰度不是太高，特意用她的九百万像素的相机重拍了一幅，给我输在电脑里。现在我电脑里存储的就是用老人家的高清相机拍下的照片，连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清楚无误。
第一天的采访到此为止，老人家一改以前对我的怠慢，有意要送我上车，在我的婉谢下还执意送我到门口，并与我握手道别。那是我握过的最无力的一只手，几乎没有一丝肉，只有一层皮，我握着它感觉不到体温和重量，轻得像纸糊的，随时都可能飘起来。我不禁想，好在她的记忆不像这只手一样无力。她的记忆没有背叛她，令我有一种盲目的欣慰和感动，不知道该感谢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