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一百零八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啊。而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高容容在宫中，洞悉一切。她知道王安石心中的抱负，也知道司马光心中的痛苦。不过，她打算静观其变么，什么都不去做，因为稍有不慎，就会伤害其中一人，这是她不愿意见到的。她只是每日里在宫里，陪着曹后下棋赏花散步，和宫中的内眷说说话儿，想以此排遣心中的烦忧。高容容知道，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和“用兵”。高容容想，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人，虽然此时的他不过才十二岁，还未成年，不过得了曹后历练，如今行事已经能够和大人一般无二了。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后面的两把火，虽然烧的旺，可是却烧错了地，对西夏用兵，节节败退，次次惨败。高容容忽地明白了，为何史家将仲针的庙号上为神宗的原因了。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如今大刀阔斧的少年皇帝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高容容想到此，不禁幽幽地叹了口气。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安石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高容容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或权力象征。一旦富裕起来，强盛起来，或贫富拉开差距，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啊。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就要辞世，神宗要变法，不靠王安石，还能靠谁？其实到了每个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会在其中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高容容担心的，当然也是小神宗所担心的，小神宗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事实上，宫中的财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高容容看过册子，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英宗宗实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彼时的大宋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若要真有作战，岂不是坐以待毙的命？不但财政无所进，反而开支越来越大。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所谓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和西夏给灭了，但是目前的大宋是没有这个实力的。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高容容想到此，自是摇头苦笑。实际上，北宋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高容容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他当然会想到王安石，而且只会想到王安石，他和她虽名为君臣，但气场相投。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神宗知道，早在先皇时候，王安石就给仁宗，进过万言书。不过洋洋洒洒地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其实也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甘愿赋闲在家，读着史书。高容容知道王安石和小神宗之间，有着一段著名的谈话！熙宁元年四月，神宗问王安石，要治国，何为先？王安石说道：“择术为先”。神宗便笑了一笑，又问：“王大人，你看唐太宗怎么样？”
身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居然回答说，要做就做尧、舜，做什么太宗呢？这当然很对仲针的胃口，从而就下定了仲针要变法的决心！”
小神宗是个鬼灵精，他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志大而才不疏。小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不懂实践，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只因为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
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
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实行，神宗皇帝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反对变法的头号种子便是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