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在党建方面的积极态势不容置疑，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健林，也与很多只知举手赞成的社会名流或企业家不同，他恰如其分地发挥着自己的个性，利用他的公众名声，在有限的政治空间里发挥着无形的影响力。王健林曾在2012年的两会上直言，自己在前一年两会上提交的一份提案非但没有通过，反而被财政部敷衍了事。这件事，直到现在仍然被很多跑两会的记者津津乐道。事情经过大致是这样的：2011年的****上，王健林提交了一份建议减少奢侈品进口关税的提案，且为了保证提案的权威性和事实性，他个人出资过百万元聘请尼尔森公司在境外进行调查，收集统计了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数据。这份提案建议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在商务部的带动下，联合出台政策，以减少奢侈品进口关税，将日益扩大的中国奢侈品消费群重新吸引回国内，增快中国经济转变的速度。当然，此提案也并非石沉大海、毫无音讯，王健林曾透露，这份提案受到一些领导的认同和支持，“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未能落实”。在2012年两会后，相关部委也专程发函对他在国家财政问题上的关注表示感谢，但之后表示，“关税并不是奢侈品价格高的原因，经过测算，关税成本平均只占零售价格的2%左右。”
“他们是在糊弄我。”
王健林如此形容看完复文后的心情，“我是很认真地准备这份提案，若是能够降低奢侈品进口税，把中国人海外购物的部分需求引回国内，对于扩大消费、增加就业都是有益的。”
组织机构在下发每一份提案的同时，为保证充分解读提案以及充分重视每位委员的建议，都附有一份批复处理的反馈，分为“相当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王健林二话不说，在“很不满意”一栏画上了勾。这件事的后续是，财政部方面最终站出来针对此事给出了解释，但是王健林并没有表现出对“解释”的满意。实际上，政协委员的建言、提案的质量与行政机构的回复和诚意，类似交锋在近年来的两会上已经成为热点现象。虽然对两会提案的结果并不满意，但是王健林仍一如既往地积极履行着参政议政的角色。在“炮轰”财政部的2012年两会上，王健林给出的提案则是《对首次置业和首次改善型置业贷款恢复7折优惠利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是政府当年调控的新口号。不过，王健林认为，“即使全国房价平均下降20%左右，老百姓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降价的同时，在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行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各家银行先后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可享受7折优惠的政策，这样非但没有减轻购房者的负担，反而让一部分人的购房道路更加坎坷。在王健林看来，在这一轮涉及政府、房地产商、购房者、银行几方利益的宏观调控中，除了银行笑到了最后，其他各方均未得利。王健林并没有直接表达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异议，而是在认同的前提下，希望银行能恢复置业贷款的优惠利率，刺激中产阶层的住房消费，让购房者得到更多实惠，活跃房地产市场。此足见王健林对政府导向和大众意图有着极为敏感和正确的感知。而在王健林还没有获得首富称号之前，其实就已经提交了几份颇有分量的提案。2008年，在全国第十一届一次***议上，王健林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建立全国性政策性中小企业银行》的提案，这一提案受到了希望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学界的重视。3年之后的两会上，王健林又提交了《紧缩政策下更要保护中小企业的金融需求》的提案，在货币紧缩形势下，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避免金融紧缩政策再次伤及这些企业，保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两会过后，工信部副部长苏波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工信部将在中小企业集聚的区域建立、充实和完善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中小企业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发展，重点推进省级中小企业融资性再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的设立，健全多层次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多途径、多渠道缓解中小企业担保难、融资难的问题。”
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健林长期的奔走相告并没有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现状，它们的生存环境依旧十分严峻，缓解措施的进展也很缓慢。行动与政策脱离，实际与规划脱离，中小企业的发展仍需各方不断努力。王健林针对扶植保护微型企业，在2012年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提案。这次他吸引了更多的目光，不仅因为他的积极呼吁，更为他直指财政部的勇气。“我认为这个问题实施的关键在财政部，不在税务局，也不在发改委和工信部。”
王健林谈到，国家90%的税收都是由大型企业缴纳，而全国上下所有的微型企业合计也不过缴纳了1%。“1%的税收考虑减免，对于国家财政并没有大的影响，何况国家财政每年都是两三倍预期增加，完全可以消化这个成本。但是如果能够给出一个长期的政策，对于从业者而言就减去了相当大的负担。”
“如果很多人听说不纳税了，就会积极投入创业，增强国家经济活力。”
对于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王健林说，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不仅仅要有善心、行善举，更要有社会责任感，要积极参与政治，发挥自己对国家民主政治的担当，这才是新社会阶层的责任所在。除了对国家机关的尖锐批评，王健林也多次表达经济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遏制。令他忧心忡忡的是，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商界风起云涌，第一代企业家普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其中不乏魄力非凡的商业“枭雄”，但是现在的中国却越来越难以出现优秀的企业家。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经济增长快一点或慢一点，最大的问题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官员、军官、教授都会勇于下海闯荡做生意求发财。而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个勇气，中国的创业环境、舆论环境、资本环境、制度环境，都越来越有利于大公司发展，不利于小的创业家出现。”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看重的是享受，他们不再执着于事业上的成功与进步，而是取得一点成绩后就全身而退，抛下自己曾为之奋斗的企业。见此情景，王健林往往十分痛心和惋惜。“当大多数企业家都不再有奋斗精神，都卖掉公司去享受的话，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支持着王健林始终努力地参政议政，试图推动调整相关政策，希望能有一个合适的环境帮助企业家和创业者。除了以政协委员身份在两会这个正式场合建言，平日里，王健林也经常通过媒体表达对民生、房价等热门话题的看法。自2014年以来，全国楼市进入了低迷期，成交量也一再下滑，某些一线城市甚至出现成交量“腰斩”现象，人们不禁将其与之前楼市“崩盘”的传言联系起来，即便是同为房地产大佬的王石也预测，中国市场在这一年“非常糟糕”。对此，2015年2月王健林表示：“今年出现崩盘的论调只是原有论调的一种延续。”
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看法。早在10年前，就有论调声称中国楼市要崩盘，其中不乏一些专业人士和著名经济学家。但是10年过去了，崩盘从来没有真正发生。王健林显然对政府调控非常有信心：“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0%，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国家首度把城镇化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作为推动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
当然，这些时候，王健林的发言身份有些模糊，更像是开发商为自己所在的行业利益鼓劲。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是王健林在政商关系上的基本策略。而作为政协委员的王健林，积极而不激进地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恰当地展现了他的在场意识，应该说，他把这两种策略都经营得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