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宜随时斟酌也。【曾国藩轶事】曾国藩天生就不是圆滑之人。他的家庭教养、自身修炼，使他成了一个刚介不阿的硬骨头、直肠子。这是好事，他从此有了一身雷打不动的刚毅之气，这是办大事最不可少的。但是真正办起事来，光靠一怀意气是不够的。为此，曾国藩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他曾深有感触地说：“乃知古人之不容于物论者，不尽关心术之坏也。”
真正吃亏的，未必是那些坏事做绝却精通圆滑的人，往往却是正直、勇毅、敢担当大事的人。历史上忠臣经常受排挤，受欺辱，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太忠，而是太直的缘故。曾国藩经历无数挫折，才悟出了此中道理。要想以一人之力，忠贞之心，办成大事，而不仅仅是贪图忠直虚名，有时就不得不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目的是办成事，为国家人民争得好处，这才是真忠。办事要讲策略，有艺术，所以曾国藩在以后处世中，既讲忠诚，也讲艺术。内方外圆，应对自如。既不失原则根本，又办成了事情，这才是上上之策。首先，在人际关系上，一本“诚”字，但也处处随和。咸丰八年（1858）正月，他教导曾国荃说：“凡与人晋接周旋，若无真意，则不足以感人；然徒有真意而无文饰以将之，则真意亦无所托之以出。《礼》所称无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弟在外办事宜随时斟酌也。”
这年正是曾国藩家居一年有余，正待出山之时。这次遭遇使他大彻大悟。待人光有真心诚意是不够的，表现诚意才是最大的学问。不讲究方法，好事可能成了坏事。所以他自己醒悟后，努力改变。如刚一出山，就去见左宗棠，以示友好，使二人和好如初，又对官文、骆秉章极力交结，使二人成了湘军的有力后援。与地方官员相处，凡事忍让三分。果然收到奇效，较之刚开始带兵，万事顺遂，他的仕进也从此踏上坦途，一发不可抑止。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又将这条经验传授给另外一个弟弟，他说：“弟此次出山，行事则不激不随，处任则可高可卑，上下大小，无人不翕然悦服。”
在为官治国上，“忠”字最为重要。但若是一片愚忠，盲目不明，则会适得其反。曾国藩虽自我标榜“满门愚忠”，实际上他的忠也是讲策略的。他做事从大局出发，不再对君主之命言听计从。如以“缓字诀”拒西征北援，坚持攻安庆而不救苏、常，都违背了皇上的旨意。而结果证明，他的选择才是正确的。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他一方面在奏章中极力表白一片忠心，另外则与满清权贵结好。当大功告成之时，又毅然裁军，以示没有二心。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内方外圆”的事君之道。曾国藩曾教导李鸿章，办外交也要讲“诚”字，但实际上他也主张有技巧。后他说对洋人说的话，“吾若知之，若不知之，一味浑含”，这也是“圆”字的意思。后来曾纪泽办外交，曾国藩对他说“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同样是“内诚外圆”的策略。倘若真是一味愚诚，就成了糊涂，只能任由洋人欺凌了。【智慧解读】这种“内方外圆”的处世智慧，曾国藩又称之为“寓严明于浑厚，不激不随”。许多人对“圆”这个字很反感，殊不知用到妙处，它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真正能方能圆，也不是轻易就能达到的。所谓“圆”，在中国古代哲学里是不偏倚、不偏执的意思，我们常说某人办事圆通、圆活、圆滑，便是说此人善于把握立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人生活在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如要想在其中安身立命，游刃有余，处理好各种关系，“圆”的手段和方法的确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不少人尽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志向远大，但由于在处理社会人际关系上不善转圆或不屑转圆。而是一味蛮干，结果是一事无成，一败涂地，甚至招来不测之祸。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通达权变，化敌为友，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处事圆通，最大程度地争取盟友和孤立对手，的确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处世手段。曾国藩从血气方刚的一介书生到成为办事圆融的精明官僚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对“圆”字的内涵和功用有更深的理解。其实，这种观点也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所奉行的一种处世准则，它对于任何时代的人而言，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个人倘若仅凭一腔热情及赤子之心，却置现实环境于不顾、不知变通地去待人处世，非但抱负无法实现，往往还会为自己招来祸端。做人处世，无刚不立，但过刚则易折，试问该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呢？很显然，方圆之道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就是说，为人要品性刚正，但又要讲究策略，柔中有刚，刚柔并济，如此方能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