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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不做多言狂妄之徒(1 / 1)

【曾国藩语录】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曾国藩轶事】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曾国藩年轻时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的特点是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说了几句话,顿时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卓怀来,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

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辨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自从立下这个毒誓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他对慎言语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生活。同治六年(1867)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有很多,一旦为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多言有如此多害处,曾国藩才痛下决心将之戒掉。他把谨言看作是“慎”字第一义。曾国华之子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4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要报仇雪憾,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字。信中说:“须从‘敬’‘慎’二字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可能是他担心曾岳崧像他年轻时一样,多言好动,所以谆谆告诫,学“慎”字功夫,以谨言为先。曾国藩自己,为官谨慎,用兵谨慎是在从军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惟有谨言,自他考中进士后几年内就感到其迫切性。由此可证,他所说的“以谨言为先”是有道理的,是他根据切身体会得出的经验之谈。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兄长的左膀右臂。一开始,因不熟悉官场规律,也是多嘴多舌,言语无忌。曾国藩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是否北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

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高兴,在给两位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

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文章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谨言。吴汝纶日记中写道:《三代世表序》“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

《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吴汝纶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文风、办事、谨言,都依法其师,得其真传。1870年受曾国藩推荐,被授为深州知州。后任冀州知州。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十年。他思想开放,讲求西学,曾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考察教育,建树颇多。【智慧解读】多言有许多害处:其一,多言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其二,多言则傲。曾国藩曾说过:“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

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冲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状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虚心。其三,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好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他自己谨言的结果。最后,多言则易败。俗语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

对办事之人来说,严密是一重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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