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陈玉恒长处，来示二语，最为切当。惟敝处当差人员，不免官气，须嘱陈玉恒不可沾染官气，宜常守贵处朴实规模，方能培成大器。【曾国藩轶事】曾国藩从理想树立、修持自身、办事待人诸多方面论述了“朴实”的重要性。同治六年（1867）十月，他给弟子李鸿章写信说：大约有关商民生计者，但以“为民请命”四字与之朴实说去，始终不移。在我有真挚之情，亦不致遽激各国之怒，似与来示所谓“贵有至理、不掉虚机”者稍相吻合，卓见以为何如？“为民请命”是历代有志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曾国藩出山领军，与其说为维护清政府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更多地受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以此作为目标，正体现了“朴实”二字的精神。对于狡猾的洋人，他也一本“朴实”二字，认为如此则我有真挚之情，会换得洋人的同情理解。曾国藩这种外交思想有些消极影响，甚至显得迂腐天真，但在“教案”的处理过程中，因为中方也有失理处，兼之国家势弱，无力与抗，这样做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曾国藩提倡“朴实”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他最厌官气。他所谓的“官气”特指当时官场中的习气。自嘉庆以后，清朝吏治腐败日渐加剧，养成了一种浮滑的风气，对此，曹振镛所说的“多磕头，少说话”就是绝妙写照。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扭转这种风气，他甚至采取了激烈的措施。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给部下名将张运兰的信中说道：“我楚师风气，大率尚朴实，耐劳苦，老湘营恪守成法，故声名历久不衰。”
鼓励他“整顿岭南军务，不特革其骄疲之习，尤宜挽其浮靡之风”“坚持定力，崇朴去浮”，保持朴实的良好作风。后来曾国藩待人办事渐趋于圆通，不似开始时锋芒毕露，但他圆而不滑，变而不浮，终生恪守“朴实”二字，并屡次以此告诫部下朋友。如他在给手下将领的批文中非常明确地提出，要“除去官气，专务朴实”，进而总结说，“古人之有为者，不外乎此。即近日湖南诸贤，亦不外此”，把“朴实”视为办大事有作为的必备条件。他认为“朴实”是人的根基，只有根基稳，才能枝叶茂。他在给帐下幕僚孙衣言（后官至太仆寺卿）的信中教导说：“方今崇尚浮华，目染耳濡，不患不趋于文，只患不葆其质。植根朴拙，乃大器也。”
他的朋友吴坤修，曾与曾国藩相互勉励，并在曾帐下当过幕僚，1866年，他升任安徽按察使，临行前，曾国藩特地加以叮嘱，后又写信劝诫，主要也是让他除官气，归朴实，信中是这样说的：阁下向来每遇得意之际，说话多不检点，又以游幕过久，官气颇重。湖南、江西物望之损，大抵由此二端。今骤当重任，务望时时省察，摒除官场之习，力戒浮薄之言。对于他人，曾国藩也常以此二字相告。一般人以为，处事以圆滑为上，并每每以此为努力方向，实则是对世事不明所致。曾国藩并不反对处世采取技巧，他强调的是做人要有根本，本不立，再好的技巧也无用，甚至还会反受其害。以“朴实”为本，培植根基，而后再讲权变，方能无虞。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常守朴实规模，方可培成大器”的真义所在。【智慧解读】“朴实”二字，曾国藩经常提及诫己教人，其本源即在于“实学”传统，但经过曾国藩的简化、提炼，成了他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又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两个字虽然平淡无奇，却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可以说，它们综合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要求，体现了其中的真正精神。“朴”字强调的是个人修养，即内圣、品德部分，要求人应当坚守原则，逐步强化自身素质。“实”字则强调经世效果，即事功、勋业部分，要求注重实效，使自己的学问、思想能产生积极影响。二字合一，恰好浓缩了最高人生理想。曾国藩所以常提不厌，正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