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尔三月之信所定功课太多，多则必不能专。万万不可。【曾国藩轶事】曾国藩认为一切事情要做好都须专心一意。道光二十四年（1844）正月二十六日，他在致家中诸弟的信中就此论道：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专。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曾国藩认为，人只有专注地做某件事，集中全力，才能把一件事做得精，做得好，如果心态不专，则可能一事无成。因此，他十分赞同荀子“耳不两听则聪，目不两视而明”和庄子“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的说法，认为是至理名言。曾国藩在许多方面都具体地论述过“专”的重要性。如在治学方面他便极为赞成好友吴嘉宾针对其用心不专而发的批评：“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人的一生精力有限，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要有所成就那是很难的，与某一生四处钻研而皆无造诣，不如在某一领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收效。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学办事方法。其实，曾国藩尽管有博学之誉，然而，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古籍中，他自认为一生熟读的书籍也只有十余种。他在家书中写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如《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之《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
读书治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就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触类旁通。曾国藩是晚清诗坛“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作诗主“闲适”之趣，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学作诗，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必修科目。曾国藩科名得遂，入翰林、任京官后，极为重视对家中诸弟及儿子们的作诗训练。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初六，他在致曾国华的信中说：吾意读总集，不如读专集。此事人人意见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于五古则喜读《文选》，于七古则喜读昌黎集，于五律则喜读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诗，而苦不能步趋，故兼读元遗山（元好问）集……你要学诗，先须着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对“学诗须看一家专集”这一主张，曾国藩总是不停地向诸弟宣讲，可谓喋喋不休，不遗余力。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初五，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又道：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汨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李商隐），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曾国藩不仅主张作文、作诗皆宜专守一家，更将“专”字上升到修身的高度，进而主张“作人之道，亦宜专学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贤者而师法之，庶易长进。”
即做人也要找一个古圣或今贤为榜样，专心一意地学习，一言一行皆以那人为标准，这样才能较快地进步。后来曾国藩在《苗先簏墓志铭》中说：“视以多歧而瞢，听以杂奏而聋。技之精者，不能两工；苦思专一，可与天通。”
认为苗氏的学问成就，正是由专心而来。【智慧解读】在这里，曾国藩指出了专与博的关系：即在有所专长的基础上去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是可取的，但毫无专长，见异思迁，今天喜欢这样，明天喜欢那样，就不可取了。曾国藩的这种观点无疑是很有启发性的。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如果将精力分散到好几件事情上，难免顾此失彼。因此，要做一个高效解决问题的人，就应尽可能一次做好一件事，这样才会有所成就。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把子弹抛出去，它连很薄的布都穿不破；而一旦从枪膛里把子弹射出去，它却可以穿墙透壁。把阳光聚焦于一点，即使冬天也能轻而易举地生起一团火。专注的力量在于，它能使你把精力集中起来，聚焦于一点上，并以最快的速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