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王介甫……”王巨摇头。
如果说得罪早就得罪了，王安石让王巨主持三司条例司，王巨主动退却，那时就得罪了王安石。至于弹劾王安礼，有没有得罪王安石，王巨也不清楚。
但王巨并没有与王安石生正面冲突，又是在地方上，王安石也犯不着对付王巨，那岂不是让文彦博在边上看笑话，因此说道：“主要是这四个作坊盈利之巨，我又多次将其盈利置于国用，盈利得以曝光，这让王介甫心动了。但是有违他的市易法宗旨，于是刻意让陈襄去杭州，逼我低头。”
市易法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大买办。
但也没有那么简单。
先还是要从团行说起，宋朝开国支持各商人组织团行，便于科配与和买，团行内部也可以互相帮助，同时搞地方保护主义，让本地商贾强壮。
利弊参半的产物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团行性质也在改变。因为各个达官贵人加入，或者当地豪强主动投奔团行，他们立即将团行把控。这便产生了许多恶习，一是国家的科配与和买，向无势力的中小商人身上摊派，加重了中小商人的负担。甚至为了便于摊派，还生了纠人入行的现象，就是你作为一个商人，不入团行＊也要逼你入团行，否则你休想做生意了。
其次联手压迫外地商人的货物价格，然后垄断，高价出售。造成许多外地商人破产。城内百姓生活成本迅提高。
此外。因为联手。势力强壮，官府也不得不低头，于是加了高利贷，以及质店（典当房），兼并土地等现象的蔓延。
所以出现了一幕，京城百姓想买的却买不到，但这些商货呢，在外地州府积压着。想卖却卖不出去。
这才是王安石推出均输法的原因。
当然，这一法推出去，肯定让京城的权贵个个急了。
但如果王安石真的是大公无私，这个大公无私不是指将钱装他口袋，而是指不以敛财为目标，仅是为了便民，那又不会有那么多麻烦。
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若那样就不会有免役法中的宽剩钱了。
均输法在反对声音中，宣布失败。
王安石将薛向调到南方总掌南方调度，实际是等于规模更大。但动静更小的均输法。薛向以个人能力，在南方一直做得不错。
直到今年春天。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去年一年未打仗了，也没有大的灾害，国家立即产生大量盈余。
有盈余是好事，国库不空，大家心里才不慌嘛，况且还有积欠也要偿还呢。积欠有没有偿还，王巨不大清楚，可国库有了大量钱帛，等于王安石手中有了大量本钱可以调用，而非是象开始，国库空荡荡的，他想做什么，也没办法做。
其次便是王巨在庆州搞了一个展基金。
似乎不错，可这个利息差太低了，万一收不回来，那绝对会亏本，王安石敢情将它当成高利贷性质了，高利贷利息那么高，是有许多债务收不回来。
主要王安石在京城，王巨也不禀报，他看得云里雾里，因此尝试了一下，让内库调出缗钱，以四分利放贷。
这个四分利放的结果可想而知的，要么是收不回来的，要么就是放不出去。
但王巨这么做，无疑让许多人看到另一条道路，似乎比青苗法更光明、收益更大的生财之路。只是几乎所有人隐隐感到看清又未看清，于是沉默着观察着庆州的变化。
然后到了王韶的市易法。
这个能容易看清楚，实际它就是均输法的翻版，而且收益确实很不错。
一个叫魏继宗的平民，看到这种形势，于是写了一篇很长的奏章，上书朝廷。奏章里就是专门讲团行与大商人的危害，以及市易法的。
它来的正是时候。
王安石立即成立市易务，并且让魏继宗参与其中。随后又将市易务改成市易司，各大重要商业城市设立分点，也命名为市易务。
市易法开始。
一共十二条，主要的三条，每一个市易务置两个监官、一名提举官与一名勾当公事官。当地的大商人可以担任监官或公事官，与朝廷派来的提举官共同监督约束，以“平价收购或销售”一些滞销的商货。另外官府招纳京城的行铺、牙人等经济人，充分市易务的经济人，由他们负责具体的货物买卖事宜。
外地客商如商货滞销，可以交给市易务，则提举官、牙人与客商自己三方评估，由市易务收购下来，再分摊给本地商铺出售。
担任监官的大商人以及与加入市易务的行人可以向官府借贷，扩大自己的生意，但必须用自家的宅地等资产，或者向别人借金银抵押，半年内偿还者付官府一分利，一年内则是两分利，过了一年不还，则每月追加二厘利罚金。也就是一年内必须要还，否则天塌了，本利二分，二厘罚金，四分四的利息！而且为了害怕商人不还，投入到市易务的行人必须五人一联保，一人不还，其他四人必须替其偿还。
那我不借行么？
好了，肉戏来了。
市易法的性质实际就是一个国家级大买办，放大版的均输法，一个级大大大大的团行。
不借能逃得过吗？
因此这一条又有规订，国家出资将“滞销”的商货买回来，但让王安石去卖吗？那是不可能的。这些商货则是均摊到各个行人，也就是各个商人身上，“均公赊请”给各个商铺，由他们来销售，卖得快半年内交还“赊贷”。另付一分利息。若是过半年。则是二分利息。如果是过一年还没有卖掉。等着跳火坑吧。
确实，市易法某些地方是略略互补了有无，平抑了物价。
还有其他积极的一面，比如京城市民主动向市易务借本钱，在御街两边摆瓜果摊子贩卖，官府得了利，百姓也多了一份谋生的机会。
但是……
先它能不能真正做到互补有无？因为团行的垄断，是造就了一些地方商货卖不出去。而另一边商货又买不到。可这终是少数，如果不是那极个别案例，其实造成这原因的，还是这时代信息的落后。
官府就能做到吗？比如渝州秦椒大丰收，当地滞销了，派人向京城汇报，这非是国家大事，不可能用特脚递，等送到京城，京城再做出判断。然后再送到渝州，再将货物向京城运输过去。那不知多少天过去了。说不定全国各地的秦椒都涌到了京城。
其次是帮助中小商人，避免大商人对他们打压。但为什么出现二分利？
实际执行下去还不止，比如史上熙宁九年到十年，本金是近五百九十万贯，息一百四十三万多，市例近十万，其息钱与市例钱高达百分之二十二。
莫急，这只是市易务账面上的数字，到了下面，难道没有官吏贪污勒索？
所以元佑取缔市易法时，仅是开封欠市易务的行户达到27155户，二百三十七万贯。其中小姓（小商人）是27o93户，计欠八十三万贯，欠两百贯以下的（特小商人）是2535户，是四十六万贯。
市易法打击的是谁？
别替王安石掩饰了，打击的恰恰是他嘴中要帮助的中小商人！
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正是这个两分利。
如果商货畅通销，那也罢了。但畅不畅销，连商人都不能做出判断，让官府如何能做出判断？况且官府负责的只是将货物买回来，然后分摊下去“赊贷”给各个商人就行了，能有多少责任心？那么不畅销怎么办，还得分摊，大商人可以利用门路将风险转换，或者调向其他地方，避免亏本或资金积压。然而中小商人呢？卖不掉，开始欠官府的高利贷了。
为防止欠户逃亡，市易务白天“差人监逐”，夜晚“公行寄禁”，对欠户“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摔缚，何所不至。”
它的危害还不止。
就象它成立的宗旨，是购买各地滞销商货，让百姓生产者获得更多的生机。用意是不错的，但执行时，当真去购买各地滞销商货？
打一个比喻，今年风调雨顺，桔子大丰收，到处都卖不掉，市易务会不会花公道价钱买回来，再卖出去？
这个千万千万不要当真。就象青苗法实施时一样，俺们绝对不会强迫百姓借贷，结果呢，全国都在强行摊派。
所以一些良性的商货6续被盯上，就象王巨手下的四大作坊，难道竹纸、蔗糖、烧酒与烟花也是滞销商货？
就算没有这些弊病，那有国家来负责所有商品的，请看天朝的六七十年代，悲催的票时代……
可以说，市易法是宋朝商业史上的一次严重倒退车！
其目标更没有那么伟大，主要就是进一步敛财！
“介甫公傻了不成，我们这几个作坊都是良心作坊哪。”李贞不解地问。
在王巨的带动下，宋朝出现了一些新名词，包括这个良心二字。
就象去年元旦节后，一直到现在，王巨已经从各个作坊抽调出七十多万贯给了各个将士以及烈士家属。
然而这些钱不是王巨一个人的。
其中烧酒作坊近三十万贯收入，还有王巨其他三个作坊分红有二十余万贯收入，余下的便是十个商户主动捐献出来的。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再如前年6续交给郑白渠的那些制作器甲的钱帛，也不仅是王巨所分红所得，其中六成还是十户商户的分红钱，全部用来捐献了。
往前数，历历数数地捐献。
再如烧酒作坊，十商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按照道理，烧酒作坊同样得有他们的契股，然而王巨说它的所得全部挪为国用，十商户二话没说，便将其盈利全部放弃了。
另外竹纸作坊每年又拿出那么多竹纸，无偿捐献给一些贫困州县的州学县学学子。
平时该交的税一文钱也没有少，如数交纳给朝廷。这个税也不是小数字，四个作坊合在一起，每年上交的税务也达到了几十万贯！
如果说王巨将他的所得九成五变相地捐给了国家，这些商户同样也将六成收益，由王巨安排，挪成了国用。
王安石这分明想钱想疯掉了，这样的作坊，也好意思下黑手。
“舅兄，你不懂，虽同样为国用，但在我手中之用，是养我之名，而非是养介甫之名。”
“是这样……”
“就是这样，”王巨道。
其实王巨早就料到市易法会给几个作坊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若干年前就料到王安石可能会和买竹纸作坊的竹纸。
然而就没有想到王安石为了逼迫自己，有意将陈襄调到杭州。
“市易啊市易……”王巨不由地摇头，难怪连李肃之这样的老实大臣，都隐隐地对王安石表达了不满。
这个埋葬王安石变法的法！
现在自己如何应对？(未完待续……)i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