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同济大学、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一起，先后进入李庄的，还有陶孟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梁思成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李济兼管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傅斯年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还有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等。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这是乡绅罗南陔代表李庄各界对同济大学发出的邀请，而这个决定却引来1.2万“下江人”长驻于此。
“古镇李庄热闹的如同一座蜂房”，这是在李庄当时常听到的一句话。突然增加了1.2万人，在长江上游这不足五平方公里的狭小空间，对于这座不过三千人口小镇，要承受怎样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李庄士绅们经过再三商讨，毅然决定将庙宇、祠堂和自家居所让出，供客人们使用。虽然很拥挤，但住的地方和活动场所无论如何总算是解决了。 但是，这些人是长期住下，长期生活，人突然间增加这么多，可生活物资并没有增加。需求增加带来的结果是物价上涨，特别是粮食和生活必需品。 而这1.2万“下江人”，不是普通人，是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学术大师，是最高学府的学子，当然也有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除了衣食住行之外，这些人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需求。 用当地微薄的出产和有限的财力支撑这些，承受压力的，不止是这1.2万“下江人”，还有三千当地的百姓。 上一章说到的所谓中央研究院和同济大学的“杀人”事件引出的风波，除了个别人的别有用心和封闭落后外，不能不看到，也有不满情绪的发泄。 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千难和万苦，无论是对于1.2万“下江人”，还是三千当地，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双赢。 从这1.2万“下江人”方面，李庄不仅在战乱中，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处，在颠沛流离中有了暂且安身立命的场所，而且也承载了相关学术的传承和发展。 仅以同济大学为例，在李庄的五年中，同济大学不仅没有没落，反而迅速发展起来。增设法学院，工学院增办了机械专修班，理学院的数理系扩大为数学和物理两系……这一时期，同济大学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到1945年，全校总人数已达2423人。 躺在病榻上，林徽因协助自己的丈夫梁思成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撰的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 1946年1月，在史语所告别李庄之前，在石印馆印行了一套线装集刊外编，名为《六同别录》。 这本高品质的学术文集，共收入学术论文28篇，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成为史语所留给李庄的最珍贵的学术凝练，亦是这群学者关于这段光阴不可忘却的纪念。 而对于李庄，同样收获满满。 因为这1.2万“下江人”的到来，李庄一下子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大名鼎鼎。在哪时，信封上写上：“中国李庄”，信就能够寄到。 抗战胜利后同济学子为了回报李庄，把自己的电力实验室留在了李庄，让这里早早用上了电，比县城所在地南溪足足早了十年。 同济的到来同样也促进了这个千年古镇的现代化进程。川南一带曾流行一种痹病，患者皮肤发麻，腹痛、吐泻、四肢麻木，发展到胸部就会死亡，当地人恐怖地称之为“麻脚瘟”，患者深受其苦但又不明致病原因，也没有根治的办法。 1943年，同大医学院教授通过动物实验和反复研究，终于发现了李庄出现“麻脚瘟”病的致病根源是含钡食盐慢性中毒症，成千上万的病人因此得救，这既体现了大师学者一心为民的广阔胸襟，也是学者们与李庄儿女携手共进，守望相助的一个缩影。 这些是有形的，是立杆就可以见影的，或许，更多更大的意义在于“无形”。 其一，在李庄乃至西南地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李庄作为西南的一个边陲小镇，在抗战时期还是一个民风淳朴、明智不开的地方，人们孤陋寡闻、思想守旧。史语所和同济大学的来到，传播了新的技术、知识。 比如，上一章谈到的文物科普展览，展览一共办了7天， 如此高水准的文物科普展览过去在北京、南京都没有举办过。后来， 此类展览还举办过多次，开阔了西南地区人民的眼界，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 这以后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医学院学生拿着骷髅坐在江边， 一边饮茶， 一边研究， 过往乡人则毫不动容;乡下人在山坡古墓旁拣到人头骨头， 会主动送到同济大学。”这说明，科普展览之后，李庄人接纳了科学文化知识，脱离了愚昧和误解。 1.2万“下江人”的到来，使得一大批中国一流的专家学者汇集到了西南大后方，，这些专家学者与当地人员的交流，提高了西南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 其二、冲击了西南地区封建保守的风气 1.2万“下江人”的到来，带去了新的思想与观念、新的风俗与习惯，冲击了该地区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使风气逐渐开化。 比如罗南陔的儿子、女儿结婚都采取了移风易俗的新式婚礼，不坐花轿，不拜堂，不搞旧的礼仪。其妻去世只开追悼会，不搞道场等迷信活动。 当时生活在李庄的知识分子很多，其中不少人还没有对象。李庄人对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认识，刚开始没有几个姑娘愿意嫁给他们。后来罗南陔的女儿罗筱蕖和侄女张素萱分别嫁给了史语所的逯钦立和李光涛。 王志维、汪和宗的太太也是李庄本地人，史语所的不少研究人员就是这时在四川结婚的。一批研究人员和李庄女性通婚，自然给李庄带来不小的变化，不但会改变一些人一生的命运，也提高了当地的文明水准和文化素质，冲击了社会风气。 看到这些“下江人”人中的女人，敢下河游泳洗澡，当地有的女子也跟着学，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或许是更重要的，这1.2万“下江人”，给李庄带来的名声效应。几十年过去了，李庄人的后代，至今还享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旅游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