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1161年-1189年，即金世宗统治时期。真正让金强盛起来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位有29年中，开创了“大定盛世”，道教也在他统治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是三大新道教爆发式的发展阶段。金世宗早年的确是信奉过道教和佛教，这里面有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儒学思想的影响，也有来自母亲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提高，特别是世宗即位以后，对道教和佛教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颇惑之，旋悟其非”，这是他自己说的话，说明了他开始不再信奉佛道了。1162年，世宗的一条“诏免二税户为民”的命令，在维护了金人的统治和利益的同时，对佛寺经济的打击却是沉重的，进一步说明了他对宗教的态度的转变。世宗的头脑可以说远超完颜家的先辈们了，甚至比绝大多数汉人皇帝要高明。他的政治眼光相当高，不仅不歧视南人，而且还拉拢、重用南人，特别是地主阶级、文人士子，因为他们对于金人的统治都有用。对于道教，他同样基于政治的角度，对于高道名道、道门首领以拉拢、安抚为主，对于底层的道教信众及道教体系则严格管理，真是两手抓，两手都非常硬。在拉拢道教高层方面，1167年，世宗诏见大道教创始人刘德仁，安排他住在了中都的天长观里，赐号东岳真人。1169年，专门为太一教的汲县祖庭赠下了“万寿额碑”。1186年，又请来了太一教三代祖师萧志冲来天长观小住。对于全真教则接见较晚，1187年十一月诏见玉阳真人王处一，1188年二月，又请来了长春真人丘处机主持万春节的斋醮仪式，直到八月才让这师兄弟二人带上十万钱离京。世宗临死前还诏见王处一，王处一于1189年正月初三赶到时，世宗已于初二那天提前闭眼，二人最终没有再见上一面。经过了皇帝的接见、招抚以后，北方这三个新兴道教得到了迅速发展。太一教得到“万寿额碑”以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刘德仁被皇帝接见回来以后，大道教“传其道者几遍国中”。全真二子从中都回来以后，《紫微观记》描述了全真教“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隅，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邑，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可见发展势头如何之猛。凡事过犹不及，民间宗教发展如果过度，必然会引起统治阶级的警惕，最终会发生限制甚至毁佛灭道的悲剧。1173年大名和尚智究起义，1174年四月，世宗就向大臣们表示修那么多寺庙完全就是浪费钱财，绝对是脑袋进水了，是到了限制的时候了。大定十五年（1175年），世宗宣布禁止“农民避课役为僧道”，大定十八年（1178年），下令“禁民间无得创兴寺观”，大定二十五年又数次下令民间禁止私自修建寺庙道观，禁止私自出家，只不过那时候的执行力差了很多。晚年的世宗对人世间有了更多的留恋，对长生也产生了一些期望，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他在上京出差的时候，留守的皇太子完颜恭的突然病逝、对他又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国事的压力、迟暮之年丧储之痛，即便这样都没使他迷信佛道，反而是对儒家的天命观非常认可，相信只有上天才有权对人的进行奖惩，所以说世宗继位以后一直把道教视为了一种政治工具，一手胡萝卜重点拉拢，一手大棒加强管理，世宗对待宗教的清晰认识的确是少有人比。道教在世宗统治时期，以三大新道教为代表的道教如燎原般的迅速壮大，成为道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第三阶段是1190年到1120年。金章宗是世宗的孙子，他在位期间金国国力由盛转衰，此时的道教发展势头引起了上层集团的恐慌。读了些史书的女真贵族们也知道当年张角、孙恩、李弘之流的利用道教起义的事情，加之财政一直赤字，地里也收不上来粮食，老百姓看起来越来越不安稳了，没准哪天又冒出一个李角、王恩之类的拿宗教来反抗他们，于是金国加强了宗教的管控。1190年明昌元年正月，官方明令“禁自披剃为僧道者”，十一月“以惑众乱民”为由，正式“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庐”，1191年十月，“禁太一混元箓和私造庵室者”。对于官方的度牒管理，“敕僧道三年一试”，而且是八十取一，从而更严格地控制了僧道人数的增长。管理上，要求僧道“并听拜父母”，“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诸如此类，对佛道的控制明显加强了。1190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章宗发布了一系列的限制佛道的政策，没有皇帝特批的寺庙道观全部被收归国有，“自是门庭萧索，道侣散逸”，就连全真教的祖庭都被没收了，北方的新道教迎来了寒冬，可谓损失惨重。当然了，打击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对于佛道两教的高层，皇帝还是有特殊优待的。1197年开始，章宗连连诏见三教的高层，也经常会举办一些“普天大醮”，显然还是离不开这些道教的活动的。不久以后，由于政策的放松，三教又有所复苏，“势如风火，逾扑逾炽”，“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第四阶段是1220年以后，金末元初是道教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时期，蒙古大军的南侵，经历了女真人百年统治的汉人，大多数已经接受并认同了女真人的统治地位，当又一次面临着另一个异族来灭国的命运时，而且蒙古人的民族屠杀政策可是更狠的，对他们的冲击也就更为剧烈，所以又有一大批人选择加入了道教。所以说，金初、金末两次民族入侵的冲击，是国家、民族的危机，却是道教的发展契机。金代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严重的民族压迫，所以反抗女真人的起义一直没有断过。作为统治者政治工具的道教得到了优待，这里面除了能够为金人所用来麻醉人民以外，还和这些新道教主动地或被动地投身于缓解或处理民族矛盾有关系。早在1214年的时候，山东登州和海州百姓发动反金起义时，女真人就请了丘处机去对义军进行“招谕”，结果凭借个人魅力和声望，凭借三寸之舌，丘处机“所至皆投戈拜命，二州遂定”，丘道长一人足抵万人大军了。1220年金军面对蒙古人的闪电战式的大举南侵招架无力的时候，山东河北农民起义大面积地暴发了，特别是著名的红袄军给了女真人沉重打击，很快就在于忙儿的领导下打下了海州（连云港）。八月，宋、夏两国商量了一番后，决定趁他病要他命，相约着一起对金国发起了进攻，金国迅速衰落下来。1232年，金国已经无力回天了，当百姓纷纷逃离开封时，贪婪的女真人还在黄河渡口弄了收费站，于是百姓们便借着全真教的名义造反了。这时候全真教的玄微真人李志远开着宝马就赶来了，在百姓面前大开道场，大谈“柔良”、“仁风”，一通忽悠下来，把这次反金运动化解了。类似这种道教协助金国统治阶级扑灭反金起义的事件并不少见，相较来说，新道教的发展对于北方的民族融合所做的些微贡献来说，为金人统治各民族百姓的作用反而更大，特别是全真教，不仅没有反过金，也没有反过元。重要的代表人物丘处机就曾经多次替金、元化解起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在挽救人民免遭镇压，是在拯救他们，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完全不认可这种观点，称他们完全是扮演着异族鹰犬的角色。1233年九月，金国派出了使臣向理宗求和，希望大家握手言欢，以后和平共处，现在嘛，大家一起共抗蒙古，要知道唇亡齿寒啊。不知道整个南宋朝廷是怎么想的，面对宿敌的一致对外的请求，很无情地拒绝也许是最后一次挽救自己的机会，所以1234年正月，金亡，四十五年以后的1279年二月，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殉国，宋朝也灭亡了，大元朝完成了南北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