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廷之所以愿意主动各地求和，甚至自去帝号，降为王爵，显然也是被齐军这半年来表现出来的摧枯拉朽一般的强大无匹的攻势给吓到了。 之前曾经掀翻大明王朝的李自成在强大的齐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甚至李自成这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被齐军逼的最终自焚而死。 齐军的另一个强大之处表现在同时两线作战，甚至三线作战上面。 在大军出动平定大顺政权的时候，同时还在漠北的草原以及关外的白山黑水之间对蒙古人和建奴进行犁庭扫穴，最后的清剿。 而且在每一个战场上都表现出了绝对强势的态度来，作为他们的敌人完全无法阻挡。 所以这几个月来，虽然齐军没有越过双方实际控制区的行为，但是南明朝廷上下却每天都是战战兢兢，生怕齐军随时打过来。 而且最近明军水师也发现了齐军舰队出现在了长江出海口附近。 不过人家打的是打海盗的幌子，明军水师也无可奈何。就算有心上去称量一下对方的实力，但是看着那远比己方要高大的战船，还有那战船两侧伸出来的黑洞洞的炮口，原本那点小勇气立刻就消散了。 南明朝廷上下现在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齐军之所以到现在没有打过来，不是打不过，而是暂时忙不过来。 等人家腾出手来的时候，那恐怕就是大军压境的时候了。到那个时候再想讲条件几乎就是不可能了。 所以与其等到别人来打，还不如自己主动一些表达出低姿态来，还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境遇。 而齐皇登基称帝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动作。 齐皇沈墨对于南明朝廷主动服软，，从兄弟之邦变成了藩属国的态度不置可否，只是留下钱谦益领衔的南明使团在京城观礼，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这种态度给南明朝廷整的不会了，天天开会讨论，商量齐皇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可是没等他们商量出个结果来，时间就来到了大齐复兴元年的一月底。 齐皇下旨要镇守西安城的大将赵率舟率兵从汉中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同时命令另一员大将关鹏乘坐齐军水师渤海舰队的战船顺着长江从动自习进攻四川，两面夹击张献忠。 看着浩浩荡荡从入海口开进长江的齐军水师，明军水师根本不敢阻拦，生怕齐军顺势来一个假道伐虢。 齐军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着四川开进，天下为之瞩目。 …… 说到张献忠，史书上着墨最多的就是他的“残酷好杀”之上。 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正是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愈演愈烈趋于极致的年代，明王朝的灭亡已在此时埋下伏笔。此时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正处于与中国擦肩而过超越中国而去的前夜。 那一年，除了这位后来农民起义领袖的诞生，世界上并没有其他太重要的事情发生。 张献忠是延安人，黄土高原上裹着白羊肚手巾面孔黧黑两颊坨红一笑露出一口洁白牙齿的陕北青年。应该会唱几句信天游，至于水平如何，就不好说了。 出身当然是贫苦了。祖上是军籍，也就是职业军人，那个时代军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贱业。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到父亲这一辈好不容易脱身出来，做了个走乡串寨卖些针头线脑的小贩。母亲则在农闲时节，织炕席到集上去卖，补贴家用。从小应该挨过饿，受过冻，吃过苦，受过地主家的孩子欺负。这都是很保险的推测。 据说是和李自成一样，张献忠被爹妈强扭着脖子送进私塾读过两年书。 无奈天性和书本不亲，坐不住。在私塾两年，和同学打了无数的架，大字却没记住几个，父母无奈，只好任他放他的羊，任由他成天和村子里的半大后生们厮混。 在陕北定边，民风剽悍，人们农闲之余，爱舞刀弄棍，不只为防身，也是一个娱乐。张献忠于此道颇有天分，练得也投入。他天性爽快，胆大。 “身材魁梧，剽劲果侠，声如巨雷，面目微黄”，朋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黄虎”。 野史说他，“阴谋多狡”，“及长，益无赖”。很快他就打遍四邻八乡无敌手，成了年轻后生里“有号”的人物。 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没事时，只能纠集几个同样好勇斗狠的朋友，到镇上的小酒馆，像《水浒传》里那样，切上二斤熟牛肉，打上两角浊白酒，吃得酒酣耳热，吹吹牛，“教量些枪棒”，说些“江湖上好汉们的勾当”，“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回来捎半斤残酒，顺路偷只鸡，偷几把蚕豆，找个人家赌上一宿，第二天回家挨老妈一顿痛骂，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张献忠投身起义以前的确切经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我们仅仅打捞上了四个汉字：“捕快”和“边兵“。 然而，这四个字，包含着相当丰富的信息含量。 地方“捕快”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刑警。 正如我们从通俗小说中了解到的那样，这些基层的执法人员一般素质不高，往往是流氓、罪犯或者地方上好勇斗狠之徒出身。 比如县公安局的巡警队队长武松、监狱里的小牢子李逵都是遇赦的逃犯出身，“历城捕快”秦琼同样有过发配经历。 他们官匪勾结，与黑社会亲如一家，并且往往在小说中最终成为“黑社会骨干”。 被革职之后投身“边兵”，对失业的张献忠来说应该是一个既顺理成章又无可奈何的选择。 正如前面所说，以前的“军人”是个被人瞧不起的，几乎是半囚徒式的职业。 为了防止他们逃亡，官府给他们脸上刺字，对待一如罪犯。 他们缺乏自尊，兵饷又常常被扣，所以纪律极坏，视烧杀抢掠为常事，简直就是披着一层官军皮的流氓强盗团伙。 从“捕快”、“边兵”四个字里我们可以推断，在当上捕快前，张献忠在地方上已经半流氓化了。 “基层警察”整日吃拿卡要的生涯，很有可能使他进一步流氓化。 虽然无法确知张献忠参加的“边兵”状况到底如何，但还是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军队生活带给张献忠的，不仅仅是军事常识，或多或少，还会有当时军队普遍的“**”习气。 在投奔起义军前，张献忠的生活一直是失败的。他的学生时代显然不成功，大字没记住几个，因为爱打架，没少挨老师的板子。 进入官府，成为捕快，这对社会底层出身的他，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好机会，然而他没能把握住，屡屡违犯纪律，最终被革职。 走投无路投了军，在军营中他又不遵守军纪，犯下了死罪。 因为军官陈洪范为其说情，方免一死，挨了一百军棍，被关入狱中。出狱后，穷无所归，正值各地起义军蜂起，遂投入起义军中。 结合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可以判断出张献忠有着一定的反社会型人格倾向。 他不甘心居于人下，有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愿望。但他又容易冲动与暴怒，情绪极不稳定，不善自我克制，叛逆心理很强，尤其不善于跟上级相处。 这一切导致他在正常社会中屡受挫折。 如果大明天下继续太平，也许他一生会在监狱中而不是马背上度过。 对他来讲，生在乱世，生逢其时。 乱世有乱世的魅力。在天翻地覆的明朝末年，一切秩序都被颠倒，一切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公子王孙转眼间变成了乞丐，昨天的饥民今天却自封为王侯。懦弱不再是生存的法宝，善良成了悲剧的理由。谁也不知道第二天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 自由，无边无际地摆在那些想入非非者的面前，像汪洋大海诱惑干渴的鱼儿。男性的血液很容易在身边倏乎闪动的欲望中点燃，化作危险的火种。 由军人而变为“流贼”，张献忠发现，他作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 在官军里虽然也有前途，但是毕竟有着森严的等级秩序，有着林林总总的规矩，更主要的，有着种种让人郁闷的腐败、倾轧、不公。 而在起义军中，机会似乎更为均等，也更能让人快意恩仇。勇气和智慧就是全部的资本，上马杀人，下马饮酒，天不收，地不管，何等潇洒快活！ 天昏地暗之中，谁知道明天自己还能不能活着。为什么不趁着心雄气壮之时，痛痛快快地做一回乱世枭雄，也不枉来人世一回！ 投奔义军之初，他和李自成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小伍长。凭着智力、勇气和天生的领袖气质，他和李自成差不多同时在起义军中出人头地，成为独领一军的首领。李自成号称“八队闯将”，张献忠号称“西营八大王”。 在诸义军领袖中，因为性情投合，张献忠最喜招徕亡命之徒。 和张献忠一样，张军的主要成分是“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从职业军人转变而来的人尤多。 多年征战，张献忠的部下都成了老**、“勇敢分子”。这使他的军队战斗力高于其他的乌合之众。 一位明朝军官，曾说张的部队对于作战是“习惯成自然。每个人脸上身上没有囫囵个的，铅子、箭头，处处皆是。 他们悍不畏死，闻战则喜，一听说官兵来了，都兴奋异常，听说要打仗简直和打猎一样高兴。我方部队正在观望害怕，他们却毫不畏惧，老于此道”。 因为队伍的骨干由农民阶级的边缘分子“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构成，张献忠部在明末诸军中把农民阶级的人格缺陷表现得最为明显。换句话说，张部是受底层文化的负面因素影响最深的一部。 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
这一总结一点也没错。 从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 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诸省来回大幅度高速度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 流动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躲避官军的追击，二是为了“打粮”，即劫掠财物，以养活部队。 攻下一座城市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日，他们纵兵大掠，把豪门富室一扫而空，满载而归。 当官军追得紧时，他们就潜入深山，苦挨时日。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逃跑和谋生上，久而久之，他们从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了游击战的专家。 他们行动飘忽，即战即走，在官军的包围之中穿插来回，波澜壮阔，惊险重重，也刺激无比。 流动作战，是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起义军普遍采用的战斗方式。 张献忠部正是这样。在起义的前十多年里，张献忠似乎从来没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 他和李自成的区别，史书这样对比：“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
阅读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的这些绿林豪杰们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来讲，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大抢大杀大破坏，这是张献忠部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恶名远扬的原因。在这次进四川前由湖广撤退时，他不甘心第一次占领了如此广大的地盘，无所收获。 入蜀的队伍中，不仅满载着从湘赣两省收获的物资和财宝，还行走着十数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 张献忠军逆江而上，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山路崎岖险恶，队伍拉得很长。且所经地区，人烟稀少，“打粮”困难，队伍供应困难，一路不断有人饿死，当然，饿死的多数是被新驱入伍的“楚民”。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大明王朝。 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 挥师入川之前的十四年里，张献忠从一个普通叛兵成长为明末两大著名起义军领袖之一。 在崇祯十六年以前，他的军力和声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为最大敌人。 十年之间，崇祯帝屡检朝廷重臣，以举国之力，大兵重围。而张献忠部却越战越强，并且在谷城复起后到入川作战前，几年间一度横扫数省，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张献忠”这个名字成了明帝国里最恐怖的三个字，朝廷重臣们在与他的交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或者是丢官落职，或者死于战场，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祯帝所杀。 十四年间，他三次投降官军，又三次复叛，官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战中，他多次潜伏深山，身处重围，自以为命绝于此，也曾纵横安徽、湖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据地称王。 飘蓬如旋风般不停息的流荡生涯，让喜动荡好冒险的张献忠，也难免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渐渐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转眼，他已接近四十岁，没有太多青春豪气可供任意挥洒。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