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第一年的教训，在第二年的考试中，老师们就不打无准备之仗了。同一个学区的，在考试前制定了严密的互助方案。不是一个学区的，也打破了区域界限。在考试前，前后左右，互相联络感情，以期在考试中能互帮互助共度难关。这一点在刘桂琴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当时坐在她身后的是一位外学区的女老师，要比她年长些。在考试前，她们达成了口头的同盟互助协议，并定下求援信号。那就是后面的那位女老师向她求助时就用笔戳她的脊背，她收到信息会把卷子拿起来让后面的看。要是她向后面的女老师求助的话，就扔纸团，女老师收到纸团写好答案再将纸团回传过来。可令她没想到的是她竟然遇到了个菜货。一堂试考下来，后面的那位把她的脊背都戳疼了。受互助协议所限，她不得不信守承诺给予援助。而她原本是打算向后面的扔纸团求助的，可转念一想，以后面这位的水平，扔也是白扔，害得一堂试全成了她给后面的说题了。
试考完，刘桂琴心里多少有一种觉得自己吃了亏的感觉。还好她身后的那位女老师懂得知恩图报。试考完，除了向她致以诚挚的谢意外，还执意要请她去下馆子。但因着刘桂琴所在学校的老师们要集体去吃饭，她只好谢绝了。不过，这份人情令她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她似乎从中找到了一丝助人为乐的满足感。
这次考试，刘桂琴再次过关。成绩出来时，她特意关注了她身后的那位女老师的成绩，也及格了，说明她的帮助是有效的。再看学区整体成绩，较去年有所上升。以她所在学校为例。去年，全校十名教师，及格了六人，几乎都是年轻人，老同志全军覆灭。今年，四位老同志及格了两个。一问情况，及格的都是因为他们身边有自己的同志，靠着自己同志的多方照顾才勉强及格。那两个不及格的是因为身边没有自己的同志，只好靠友军支援，无奈身边的那几位跟他水平也是半斤八两，所以只能落得个坐以待毙的下场。
这样的试连续考了两年后不了了之了。究其原因是意义不大，考级格的总是那些人，考不及格的还是那些人。水平非但没提高，反倒搞得人心惶惶影响了教学工作。另外，还有一个不外传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老师考得太差，十几二十分的都有。这也难怪，有些老教师底子太薄，能转正都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沾国家政策的光得来的。要是有那考及格的水平，恐怕早就转正了。还有些老师本是音体美老师，文化课都没带过，考不及格也在情理之中。在这种现状下，你要继续考下去，只能是自揭短处家丑外扬，到头来只会影响全县教师的形象。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在教育系统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在试卷上有这样一道填空题：吃一（堑），长一（智），有老师作答，吃一（斤），长一（斤）。成语填空，五（湖）四（海），被写成五（八）（四）十。
随着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教育快步迈入了信息化时代。学校里有了微机室，有了远程教育设备，老师们掌握信息技术势在必行。在这一背景下，信息技术测试又粉墨登场了。
其实在出台教师信息技术考试之前，教育局就曾组织过类似性质的考试。不过那时的名称叫教师基本功测试。当时，刘桂琴还未转正，作为学校的年轻人被学校推出去参加第一批测试。测试项目有三笔字、简笔画、普通话及投影仪操作等内容。当时的测试地点在乡中心校，她是和学校的另两位年轻老师一起骑着自行车去参加测试的。对于那次测试，具体过程她已记不清了。她只记得自己在写毛笔字时手抖得厉害，她是左手紧紧握住右手手腕来写字的。由于紧张，在投影仪的操作中，她把胶片都放反了。尽管有失误，但整体表现还不错，最后测试得了个及格分。一个月后，她拿到了一个小本本，这个小本本她至今都珍藏着。
为了能让本学区的老师在信息技术测试中顺利过关，学区采用了先下手为强的对策，在本学区大兴信息技术大练兵活动。一开始，让老师们在学校里练，由学校内部水平较高的老师负责培训。
当时刘桂琴所在学校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老师们在吃过晚饭后，都集中到微机室来接受培训。培训他们的是学校的电教管理员。管理员从开机关机入手，由浅入深地教他们。由于年轻教师本身就对电脑感兴趣，加上平日里经常捣鼓电脑，所以学起来很快。但老同志就成问题了，尽管电脑早就进入校园，可他们敬而远之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技术上一穷二白的事实。现在起步，虽有亡羊补牢之嫌，但学起来着实难度太大，致使培训进度缓慢成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