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是我们研究的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之一。虽然议会成员的选举方式因时而异，各国之间也各有不同，不过它们都有着十分相似的特征。在议会中，人们会感到种族的影响削弱了，或强化了群体的共同特征，但不会妨碍群体特征的表现。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等这些完全不同的国家，其议会的辩论和投票却惊人地相似，各国的政府面对着同样的困难：即使最简单的问题，这些貌似智商和学识都优于常人的参议员，都难以达成共识。
议会制度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反映了一种观念：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做出的决定会更明智而独立。虽然从心理学上说，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却得到广泛的认可。
在议会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群体的一般特征：头脑简单、多变、易受暗示、感情夸张、以领袖人物为主导等。不过，由于其构成特殊，与一般群体相比，它有一些不同的特征，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他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意见的简单化。在所有党派中，尤其是在拉丁民族的党派中，有一种根据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简单抽象原则和普遍规律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倾向，无一例外。虽然原则因党派不同而不同，但仅仅因为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他们便总是倾向于夸张自己原则的价值，并且非把这原则贯彻到底不可。而这导致的结果是，议会成了各种极端意见的典型代表。
议会的意见特别质朴简单，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的议会就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的最佳典型。这些议员头脑僵化，里面充满各种含混不清的普遍观念。每当说到他们时，人们无不认为他们经历了一场革命，理由是：他们忙不迭地贯彻自己的死板原则，待人方式十分教条化，逻辑也含混不清。更不会关心事实如何。但谁也没有看到这场革命，一些十分简单的教条引导着他们，他们以为在这些教条的帮助下，自己能够把社会从上到下重新改造一遍。
结果，雅各宾党人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了很多年，其文明程度仅相当于社会进化的早期阶段。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采用的办法与极端质朴的原始人有同样的特点，不过是把改革路上的障碍统统毁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同伐异，群体无视一切障碍，无论他们是法国大革命期间推翻波旁王朝后掌握实权的吉伦特派、国民公会的激进派议员集团的山岳派还是法国南方热月派，全都被同样的种族精神激励着。
议会中的群体很容易被暗示影响，正如所有群体一样，暗示都来自享有声望的领袖。不过，议会群体所受的暗示有着很明确的界限。在有关地方或地区的一切问题上，每个议会成员都固执己见，任何论证都无法说服他们。例如，在贸易保护、酿酒业特权等与有势力的选民的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即使有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梯尼或古中国苏秦、张仪的天赋，也难以改变一位众议员的投票。这些选民在投票期到来之前就发出了暗示，这些暗示足以压倒来自其他方面的一切阻力，任何取消该建议的反对意见都不会被采纳，他们维护着自己意见的绝对稳定。
一涉及一般性问题——推翻一届内阁、开征一种新税等，这些人就不再有任何固定的意见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时，领袖的建议能够发挥影响作用了。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领袖，他们的势力有时旗鼓相当。虽然方式与普通群体有所不同，但结果却没有太大的不同。一个众议员发现自己被夹在两种对立的建议之间时，难免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这就是为什么经常看到一个议员在一刻钟之内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表决，或为某项法案增加一条使其失效的条款，例如，剥夺雇主选择和解雇工人的权利，却又来上一条几乎废除这一措施的修正案。
同样的原因，每届议会都有一些非常稳定的意见和一些十分易变的意见。总的来说，一般性问题数量更多，因此议而不决是议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之所以议而不决，是因为议员永远担心选民的意见，而选民的建议总是姗姗来迟，这有可能制约领袖的决断力和影响力。
不过，在涉及某个问题时，如果议员们没有强烈的先入之见，在无数的辩论中，处在主导地位的人依然是那些领袖。显而易见，这些领袖是非常必要的。在每个国家的议会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以团体首领的名义活动着，他们是议会的真正统治者。组成群体的人，如果群龙无首，便一事无成，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议会中的表决通常只代表极少数领导者的意见。
领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声望，他们提出的论据，一般不是形成影响力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是，一旦他们威信扫地，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这些政治领袖的声望只属于他们个人，与头衔或名声无关。关于这个事实，国民议会议员之一西蒙先生在评论1848年国民议会的大人物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无所不能的路易·拿破仑在威信扫地的两个月后，变成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平民百姓。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是议会成员之一，他登上讲台试图说服议会接受他的某项建议，虽然他机智幽默、口才极佳，但他却无功而返了。虽然人们听他说话，正如听法国政论家费里克斯·皮亚说话一样快乐，但这并没有为他博得多少掌声。“我不喜欢他那些想法”，说到费里克斯·皮亚，沃拉贝勒对我说，“不过他是法国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伟大的演说家。”尽管聪明过人，智力超强，却一点也不受人尊敬。在召开议会之前，他还有些名气，但在议会里，他却籍籍无名。
政治集会对才华横溢者无动于衷，它留心的只是那些与时间地点相宜、有利于党派的滔滔辩才，并不在乎这些雄辩是否对国家有利。若想享有1848年的法国浪漫派抒情诗人阿尔封斯·德·拉马丁与1871年的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享有的崇敬，需要有急迫且不可动摇的利益刺激议会群体才成。一旦危险消失，议会立刻就忘记了它得到的恩惠和受到的惊吓。
之所以举上面的例子，是因为它包含着的一些事实可以说明，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声望的影响之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感激之情的支配。它提供的解释，其中的心理学知识贫乏得很。
由此可见，享有足够声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权力。一位著名的众议员，因其声望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很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左右着群体意识。他只做了一个手势，便让内阁倒台了。后来，他因某些金融问题在大选中被击败，此事广为人知。有个记者曾报道过他的影响程度之深：
这位x先生的谬论，让我们为他付出的代价超过普通战争的三倍。
因为他的一个错误决定，法国在马达加斯加的地位长期岌岌可危。因为他的轻信，在南尼日尔，我们被骗走了一个帝国。他的即兴言论，让我们失去了在埃及的话语权。x先生让我们丢失的领土，比拿破仑一世带来的灾难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这种领袖，我们不必过于苛责。不错，他使我们损失惨重，但他的大部分影响力都来自顺应民意，只是这种民意在殖民地事务上，还无法超越过去的水平。领袖很少超前于民意，他做的一切几乎总是在顺应民意，所以也会助长其中的所有错误。
引用上文，为的是讨论领袖进行说服的手段。除了他们的声望之外，还包括一些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因素。领袖若想巧妙地利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做到对群体心理了然于胸，即使理性上认识不完全，至少也要无意识地做到。他还必须知道如何对支持自己的人民说话。他尤其应当了解各种词汇、套话和形象的神奇力量。他还应具备特殊的诡辩之才，用言之凿凿的夸张断言代替烦琐的证据，用生动的形象和十分笼统的论证代替推理。在所有集会中都能看到政客应用这种辩术，连最严肃的英国议会也不例外，英国哲学家亨利·詹姆斯·萨姆那·梅因说：
在下院的争吵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整个辩论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大话和盛怒的个人意见的交锋。这种一般公式对纯粹民主的想象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让一群人接受用惊人之语表达出来的笼统的断言，从来就不是什么难事，即使它从未被证实过，且我们明知永远不可能被证实。
上文中提到的“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严重也不算过分。我们多次谈到词语和套话的特殊力量。我们必须选择能够唤起生动形象的措辞。一位议会领袖的演说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我们的监狱坐落于那片热病肆虐的土地，这艘船将驶向那里。在监狱里，关着名声可疑的政客和目无法纪的杀人犯。这两种人如难兄难弟般臭味相投，于是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结成两个帮派相互利用。
这样唤起的形象极为鲜活，它让演说者的所有对手都觉得，自己正被社会渣滓威胁着。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两幅画：在一片贫病交加的土地上，一艘船正把社会渣滓送到那个地方。倘若让上面提到的议会领导的对手当选，他们就成为定义不明确的可怕政客，被流放到那片热病肆虐的地方。他们体验到的恐惧，与当年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威胁论给国民公会议员的感觉一样。在恐惧的影响下，任何群体都会向演说者投降。
夸大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不可能兑现的幸福承诺，永远都是利于领袖的。如上文引用过的演说家的断言一样，这类夸张的言论从来没有被强烈地抗议过。为了打击赞助竞争对手的金融家，演说者可以捏造谎言威胁大众。没有哪个国家的人不讨厌恐怖分子，只要演说者说该金融大腕和僧侣一起暗中资助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那么该金融大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日子恐怕比那些目无法纪的人好不了多少。这种断言永远有着神奇的力量，无论断言内容多么激烈，也无论声明把威胁渲染得多么可怕，于群体来说都不算过分。要想吓唬住听众，没有比这种辩术更有效的办法。假如有在场的人想反驳这些言论，也会担心被大家当作叛徒或对手的同伙而被攻击。
如前文所说，在所有集会中最有效的，就是这种特殊的辩论术。危难时刻，它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的大演说家的讲话，读起来都十分合乎这条规律。他们无一例外地先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破口大骂暴君或当权者的残忍，打着不自由宁愿死的旗号鼓动众人。而在场的听众，无一例外地被这些套话打动，每当听到这些演说词，都会给演说者以热烈掌声，直到大家都冷静下来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偶尔也会出现智力优秀、受过高等教育的领袖，但这些素质通常对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倘若他想说明某件事情有多么复杂，希望通过琐碎的解释来促进大众对问题的理解，那么，智力就会使他非常能宽容对手和大众的无知，因此导致的结果是：理性会大大削弱他的强硬与粗暴，但这恰是建立信徒信念必须之因。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领袖的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结舌，但偏偏影响力最大的，也是这些头脑褊狭的人。
一个最好的例子，便是罗伯斯庇尔。他的演说常常自相矛盾，根本令人无法理解，若只看这些演说的发言稿，我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的攻击和辩护中，采用的观点不过是些小学生的歪理。没有思想，在措辞上也没有变得更让人喜欢，甚至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有的只是令我们生厌的疯狂断言，比如法国教科书的常识和废话、可以糊弄孩子头脑的稀松平常的拉丁文化等，凡读过他们那些枯燥无趣的演讲稿的人，绝不会想看第二遍。即使和蔼可亲的政治家德穆兰，也不免要扼腕长叹：“唉，怎么会有人相信如此荒谬绝伦的言论？”
极端狭隘的头脑一与强烈信念结合在一起，它就会给一个有声望的人带来至高无上的影响力，其影响之大足以让任何人心惊肉跳。若有人想无视各种障碍，拥有坚定无比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而群体是意志最薄弱的生物，他们会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寻找主子，他们永远需要领袖。
由此可见，演说的成功几乎完全依靠演说者的声望，根本不取决于他的证据或推理是否有力。无论某个演说者因为什么原因失去了声望，他同时也失去了一切影响力，失去他用自己的意志影响选民表决的能力。
若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演说者出场，如果他只有论证，即使演讲稿论证充分，充其量也只能让人听听而已。一位有心理学见识的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用下面这段话描述了一个缺乏声望的众议员：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演讲稿，神情庄重地走上讲台，煞有介事地摆在自己面前开始发言，很是自信。
在演讲前，他曾吹嘘能够让听众相信他的理论，他的发言能使听众感到振奋。他对那些数字和证据信心十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自己的论证。他坚信自己能够说服听众。在他看来，他引用的证据，任何人都无法反驳。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的同事会很有眼力，认为同事理所当然地认同他的观点，认同他发现的真理。
但他开口后才发现，大厅里很不安静，那些听众，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喧哗，这些噪声令他十分恼怒，却又发作不得。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何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何他们不留意他的发言呢？那些议员竟然无视他的发言，只顾自己私下交流，他们在想些什么？更令人气愤的是，竟然有不少众议员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他皱着眉头停了下来，脸上掠过一丝惊惶不安的神情，演讲声也小了下去。在议长的鼓励下，他提高了嗓门，加重了语气，还配合了各种手势，但无济于事，听众的噪声越来越大，大得他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见了，喧闹声变得难以忍受，他只好停了下来，由于担心沉默会被听众呵斥，只得硬着头皮勉强把自己的发言稿读完。
议会群体极度兴奋时，它和普通的异质性群体没有什么两样，它的感情同样爱走极端：或是做出最伟大的英雄主义举动，或是犯下最恶劣的罪行。议员个人不再是自己，在他们完全失去了自我后，会投票赞成最不符合他本人利益的提议。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就说明了议会能多么严重地丧失自我意识，被那些与个人利益截然对立的建议牵着鼻子走，比如贵族放弃自己的特权。
在国民公会当权时期的某个著名的夜晚，这些贵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贵族放弃自己不可侵犯的特权，便会使自己沦为人皆可欺的平民百姓，且与平民不同的是，权贵一旦失去特权，便会遭遇死亡的威胁。但这些贵族却这么做了。他们在自己的阶层中滥杀无辜，但他们很清楚，把同僚送上断头台的自己，明天可能会遭遇同样的下场。实际上，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想法都无法阻止他们实施自己认同的建议，实施那些已经把他们冲昏了头脑的建议。下面这段话，摘自这些放弃特权的人物之一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它记下了这种极典型的情况：“我们极力谴责，一项缺乏支持者的决定，在一天前我们还不赞成，居然就通过了。导致这种情况的是提议者的危机论，再无其他原因。”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确的说法了。
在议会上，所有情绪激昂的决定都能看到同样的无意识从众行为。泰纳说：
批准那些他们引以为荣的提案，执行那些愚蠢透顶甚至是犯罪的措施——杀害无辜，杀害自己的朋友和领袖。在右派分子的支持下，左派分子全体一致同意把他们的首领丹东，这场革命的伟大发动者和领袖，送上了断头台。在左派分子的支持下，右派分子全部一致通过了革命政府最恶劣的法令。
在热烈叫喊的赞扬声中，议会不由自主地一再举行改选领导者的决定，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在热烈的赞扬声中登上了权力巅峰，一个杀人成性的政府诞生了。平民派憎恶它，因为它杀人如麻；山岳派憎恶它，也因为这个政府草菅人命。无论平民派还是山岳派，多数派或少数派，竟然一致让使他们自相残杀的人物入主政府。牧月22日，议会成员把自己交给了刽子手；热月8日，罗伯斯庇尔登台发言，在最后的15分钟里，这个议会再次同意了放弃特权，把自己交给刽子手的提案。
这个天昏地暗的场面，十分准确地表现出了群体特征。议会若是兴奋和头脑发昏到一定程度，就会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它变成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
斯布勒尔先生有一段有关1848年议会的描述，这是一位执着地信仰民主主义的议员。他的著作很好地描述了群体感情夸张这一特点，极端多变性使群体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我把这段十分有代表性的文字转述如下。
因为内部分裂，共和派成员之间相互嫉妒和猜疑；因为盲信，因为实施愿望不择手段，共和派坠入了地狱。
其信念有多质朴、天真，人们就有多怀疑它。这群人毫无法律意识，不知纪律为何物，其行为恐怖得令人发指，其幻想可笑得如天方夜谭。在这些方面，乡巴佬和孩子都比他们强。他们十分冷酷，也同样十分缺乏耐心；他们非常残暴，也同样非常温顺。这是性格不成熟的状态，缺乏教养的自然结果。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们吃惊，但任何事情都会让他们慌乱。即既会因为恐惧而胆小如鼠，也会因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他们从不考虑原因和后果，更不在乎事物之间的关系。时而灰心丧气，时而斗志昂扬，极易受惊慌情绪的影响，不是过于紧张就是过于沮丧，从来不会处在环境所要求的心境或状态中。他们的情绪比流水还易变，头脑混乱，行为无常。这样一个团体能提供什么样的政府基础？
幸运的是，上述这些在议会中看到的特点，并非经常出现。议会只是在某些时刻才会成为一个群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组成议会的个人仍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解释了议会为何能够制定出十分出色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作者都是专家，他们安静地在书房里拟定草稿，因此，表决通过的法律，其实是个人而不是集体的产物，自然就是最好的法律。只有当一系列修正案把法律变成集体努力的产物时，才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不管性质如何，与孤立的个人的产品相比，总是品质低劣的。专家阻止议会通过一些考虑不周全或行不通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专家是群体暂时的领袖。议会无法影响他，他却可以影响议会。
议会的运作虽然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记者、艺术家还是其他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议会制度也会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第一种危险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如果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譬如说，他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国家雇员加薪，其他议员因为害怕被选民憎恶，就会沦为这些提议的牺牲品，他们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些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很清楚这会增加新的财政负担，必然导致新税种的设立。但却不敢在投票时迟疑不决，更别说反对了。增加开支的后果由遥远的未来承担，对自己来说，没有什么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那么他们参与竞选的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的补助金。任何议员都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上面提到的第二种危险，议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会不断增加，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却是十分真实的。这是大量法律——这种真正的限制性条款导致的结果，议会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群体眼光短浅，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结果完全不能预知。
这种危险不可避免，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给了其选民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无法避免这种危险。赫伯特·斯宾塞在一本著作中曾指出，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他在《人与国家》一书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讨论英国议会时，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自从这个时期以来，立法机构一直遵循着我指出的路线。迅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制定了大量法律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公民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可以根据公民的收入相应减少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意味着公民根据自己喜好花销的份额减少，进一步限制了公民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有。斯宾塞没有明确指出各种限制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立法措施，这些限制性法令的通过，大大增加了负责法令实施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力。长此以往，这些公务员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在政府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不需要个性，永久地存在。实行压迫性的专制，莫过于具备这三种特点的人。
这些不断增加限制性的法规，用最琐碎的条条框框把生活的细枝末节规范起来，无可避免地限制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使他们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小。各国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制定完备的法律，因此，每天都在批准一些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束缚性法律。政府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让国家公民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我们的公民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因此国家必须表现出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自由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起的作用，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
根据历史的教训和各方面都令人触目惊心的先兆判断，某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的阶段，和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一样。所有民族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同样的阶段，历史似乎在不断地重复某种过程。
如果我们根据主要线索，总结之前那些伟大文明的兴起与衰败的原因，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法律是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唯一纽带，尽管相关法律并没有完全得到所有头领承认。
这些混乱的人群，有着十分突出的群体特征。他们有短暂的团结，英雄主义、易冲动、性情狂狷等群体特征，都会表现出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把他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漫长的岁月是真正的造化者，种族就是它的作品。在此过程中，环境长期一致、种族间不断通婚、一起共同生活等因素各自发挥了作用。不同的小群体慢慢融合成一个整体，一个种族，即一个有着共同的特征和感情的群体就此形成了，并且在遗传的作用下日益稳固。这群人变成了一个民族，渐渐有能力摆脱它的野蛮状态了。但只有在长期努力，经过无数次反复的斗争，直到它获得了某种理想之后，它才能够完全成为一个民族。
这个理想的性质并不十分重要，不管是对罗马的崇拜、雅典的强盛还是真主安拉的胜利，都足以让一个种族中的每个人在感情和思想上形成完全的统一。
在这个阶段，一种包含着各种制度、信念和艺术的新文明便诞生了。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一个种族会逐渐具备某些素质，某些建立丰功伟业不可缺少的素质。无须怀疑，它有时仍然是乌合之众，但在它变幻不定的特征背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基础，即这个种族的秉性，种族的秉性决定着一个民族在狭小的范围内变化，起到支配着这个民族机遇的作用。
时间在做完其创造性工作之后，便开始了破坏的过程，不管是神仙还是人，全都无法逃出它的手掌。当某种文明强盛到一定的程度，复杂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止步不前。一旦止步不前，便注定了衰落，这时它的老年期便降临了。
衰落是个不可避免的时刻，它以种族支柱的理想衰弱为特点。与这种理想的衰弱相对应，基于它建立起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动摇。
随着种族的理想不断消亡，它那使自己团结强盛的品质也慢慢失去了。个人的个性和智力可以增长，但种族集体的自我意识却会被个人自我意识的过度发展取代，伴随着性格的弱化和行动能力的减少。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仅仅因为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在这个阶段，人们被个人利益和愿望搞得四分五裂，失去了治理自己的能力，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需要领导管理，于是国家开始发挥引人注目的影响。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消失殆尽了。从此，这个种族的人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拥有着至上的权力，使得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依然华丽，悠久的历史赋予的外表尚可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但这座岌岌可危的文明大厦，没有任何支撑，风暴一来，它就会立刻被摧毁。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到文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