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郭康的解释，让娜公主一时无言以对。
小让娜好几次想开口，但郭康甚至能拿出神学论证来，证明汉字直接源于天父，是超越巴别塔的、原初的语言。因此，它也具有非凡的灵性，是研究知识的最合适方式。
这也不是郭康突然领悟，提升了神学知识，而是因为同样的道理——这东西，早就被当年欧洲最聪明的学者们论证过一遍了。他直接搬欧洲人在18世纪前后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就行。
按后世的总结，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学习和羡慕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物质文明，比如瓷器、丝绸等等器物。到17世纪，人们开始关注中国哲学。而到启蒙时代，学习东方先进文明的层次，已经上升到政治和经济理论，乃至中国的宗教了。
当时，欧洲人对东方的研究，可以集中为三个问题：
首先，是天赋观念的问题。上帝是不是天赋的、普世性的观念？
其次，是文明本原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原初语言？
最后，是远古历史和纪年的问题。中国上古史的记载是否可信？如果是，那欧洲的记录呢？
这三个问题，可以覆盖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甚至动摇整个欧洲的宗教和理论基础。
比如第一点，就是自由主义鼻祖约翰·洛克的研究重点。
洛克搜集了大量资料，甚至自己就天天在中国地图下写作。他对中国的信仰进行了颇多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主要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
当时，耶稣会为首的传教士们，倾向于把中国的信仰和天主教联系起来，以此方便传教。但洛克为首的一众学者更加激进，认为孔子之学，尤其是宋代开始的新儒学，显然是一种无神论或者唯物主义。
洛克认为，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万物一体”。他们的上帝不是欧洲的上帝，而是对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的精妙规律的概括性称呼。孔子等古代哲学家开创了这个“教派”，而中国皇帝就是祭祀这个概念的大祭司。
因此，他得以证明，上帝概念并不是普世的。洛克以此为依据，和支持“君权神授”的人进行论战：如果中国这么先进的文明，都不信奉上帝，那有什么理由说上帝信仰就是天赋的？如果上帝信仰本身都不是天赋的，祂又如何有资格给人类君主授权？
洛克的学说得到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欢迎。当然，有些人干脆比他激进，认为当其他哲学转向神性时，中国哲学却一直关注着人。所以，欧洲人始终在用神性论的目光注视人性，而中国人则从人性论里发掘出了神性，认定“我就是神”，造成了根本性的差别。
他们这些研究结果，一直到几百年之后都被沿用。只不过后世的欧洲人，自己都开始反对理性和启蒙思想，因此换了个方向，借此攻击中国了。
当然，除了孔子，老子也是欧洲人吹捧的对象之一。“自由放任”这个词，最早就是魁奈和他的追随者们，对“无为”这个词的法语翻译。
按他们这个思路，甚至可以说老子和孔子是自由主义先驱，儒道两家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泉……
而后两个问题，影响也同样巨大。
“原初语言”这个概念，一度颇为流行。把这个概念完善起来的，正是另一个著名清吹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的思路受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教士白晋的影响。白晋等人推崇《易经》，认为这里面的远古知识，启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易经里用来表意的汉字，则是具有神性的“一切发明之母”，是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
这个想法其实充满了天主教的神学逻辑，但莱布尼茨等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声称汉字是哲学性质的，应该加以引进，把欧洲文字也变成这种知性符号。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虽然没能成功，但对《易经》的钻研却有了成果，给他的二进制算法提供了灵感。这更是加强了众人的信心，让他们更加相信易经真的有用。
但这种行为，负面作用也很大。按后人的总结，莱布尼茨的梦想，已经威胁到了欧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因为按他们的理论，欧洲的那些拙劣语言距离真正的知识太远，是不可能发展好哲学、也包括自然哲学的。
但从后世的情况看，科技发展和语言的关系，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连英语这玩意儿都能当国际学术语言，牛顿都不敢这么想（牛顿自己也不用英语写书）。而莱布尼茨知道了估计都能给气活过来……
而如果这两条，还是威胁“西方权威”，第三点干脆就是直接否定“西方历史”本身。那个时代，主流学者们往往十分反对教会提出的“古埃及——古希腊——罗马——西欧”这种“法统”，认为“古希腊”和教会，都是哲学发展和人类启蒙的绊脚石。很多人因此反对亚里士多德，甚至否认原本的古代历史，认为必须把它们推翻。
牛顿就写了本《古代王国编年史修正》，认为波斯之前的历史都不可信。希腊人的年表明显都是夸大其词，充满了“诗意的虚构”，关于希腊和埃及的那些记述，明显都是瞎编的。
可惜，牛顿在这方面不太专业，经常用神话否定神话，用圣经故事否定希腊年表。所以这本书影响也有限。当然，也不止他说，哪怕除了伏尔泰那种“欧洲古代史都是抄中国的”极端观点，质疑者也不在少数，连牛顿的老仇人胡克，都认为古典历史是大量虚构除出来的，以此来反对教会的约束。
之后，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欧洲人。
在后世，面对众多成果，已经很少有人质疑欧洲的字母文字是否有成功的可能。然而对于历史的质疑，却依然没停止。到20世纪，斯宾格勒依然还在质疑，所谓“西方”的源头不可能在希腊，因为它就是个“非文字文化体”。欧洲现代成就的基础不可能从这里而来，只可能是其他地方。进而，古典时代——中世纪——现代的三段理论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到最后，这一个质问，甚至比前两点的生命力还顽强。
所以，郭康也根本不怕其他人怀疑。这一套理论接受了众多欧洲学者，在几百年间的不断质问和反思，其中不乏名垂千古的泰斗级人物。它已经被锤炼得十分完善，只是因为处境尴尬，才不太出名。但拿来对付现在的质疑者，肯定是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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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