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菜端上来，大家边吃边聊。
赵简想了一下，又说道：“但是州府有稽考常平以赈粜之责啊，怎会容许这些不良商贾为非作歹？”
方仲永和章惇对视一眼，突然放声大笑。
赵简那张绝色俏美的脸颊却是浮上了许些绯红，道：“我朝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本，对于‘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尤为重视。中央监察机构，主要是御史台和谏院；而地方路级职能机构，特冠以‘监司’之名，在管理本区域本部门事务的同时，皆专举刺之事。朝廷十分重视地方吏治，重视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监察。而赈灾救荒是考核与监察的重要方面。如有官员与商贾勾结，为非作歹，必会严惩。”
“惩罚能有多严厉？”方仲永一脸坏坏的笑道。
“可严厉了。”章惇立刻接着笑道：“仁宗年间，河北蝗涝，有官员玩忽职守，不予救治，主簿赵师锡罚锡（铜）九斤，司户舜之、录事参军周约、判官冯泌，各罚铜八斤；通判王嘉锡罚铜七斤、知县雷守臣冲替。”
《救荒活民书》卷一，“仁宗每见天下有奏灾伤条”记载：
河北蝗涝，时伯州文水县不依编勅告示灾伤，百姓状诉及本州不以时差官检视，转运以为言。上（仁宗）曰：朝廷之政寄于郡县，郡县之政寄于守令，守宰之官最为亲民，民无灾伤，尚当存恤，况有灾伤而不为管理，岂有心于恤民乎?主簿赵师锡罚锡（铜）九斤，司户舜之、录事参军周约、判官冯泌，各罚铜八斤；通判王嘉锡罚铜七斤、知县雷守臣冲替。上谓左右曰：所以必行罚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这惩罚也过太严厉残酷。”方仲永夸张的惊呼道：“如此罚者，果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威慑贪官之意。”
这一刻，赵简娇躯骤然僵硬。
她狠狠的瞪了方仲永几眼，这个方仲永可真够大胆的，讥讽朝廷，还讥讽仁宗皇帝。明明知道自己是皇城司密探。
章惇也不禁对方仲永再次刮目相看，这家伙是真勇，心道一句“佩服”。
大宋因为祖宗家法，对士大夫过于优待，赶出京城去当地方官就是最严厉的惩罚了。
朱元璋“剥皮楦草”都治不了，就大宋王朝的“罚铜几斤”能吓住他们？还比不上“记大过一次、开除某籍”有威慑力。
方仲永冷笑一声，说道：“实际上，一些官吏想平定粮食的价格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之所以不那样做，就是官商勾结的缘故。不良商人的囤积居奇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向朝廷一些官吏大肆行贿。”
章惇漫然说道：“庐陵城里一些官吏本身自己就是奸商，与粮食商人沆瀣一气，公开地或隐蔽地大做投机生意，为粮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提供了很多可乘之机。”
方仲永举杯和章惇碰一下，问：“庐陵城里是谁在操控粮价，你可知晓？”
章惇略一沉吟，探头过去低声道：“他人问起我是不会说......最大的一条鱼就是昌王府里出来的赵海忠，其他都是小鱼小虾而已。”
听章惇的言外之意，背后是昌王赵颢。
“真是他啊。”赵简黛眉轻皱的说。
“怕庐陵城里没有人你敢管吧？”方仲永摇头说道。
赵简忧心忡忡的说：“如果没人管的话，这些人肯定会越发猖獗。到那时候，这种情况还会更加严重。百姓吃不上饭，他们就会造反的。”
“饥民造不成反的。”章惇叹了口气说道：“已经补饥民之青壮入厢军了。”
“呵呵。”方仲永冷笑：“他们釜底抽薪的动作可真快。”
翻开宋史，经常看到一句话：“募饥民补厢军。”
招募饥民为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祖宗家法，他曾言“吾家之事，唯养兵可谓百年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生变，有叛兵而无叛民”。赵匡胤对这一“秘诀”非常自得，而且这项政策为宋朝之后诸朝奉为圭臬传承不怠，确实在对付流民叛乱有奇效。
但是“募饥民补厢军”，不是说给饥民转“编制”，而是上“枷锁”。
卖身入了军营，等待他们的就是被人奴役的命运。由难民混入编制而成的队伍根本就不堪一击，被拿来当做冲锋陷阵的炮灰罢了。
难民兵基本上都是被安排扎住边境，除了环境困难，要面对死亡的威胁，还要时刻担心粮草等补充的问题，有时候几乎都是饿着肚子上战场。古代军法严苛，炮灰们的命运，不是死在敌人的刀下就是死在自己人的刀下，要不是作为难民的他们，还真没有人愿意为了三餐，过上朝不保夕的日子。
难民军队的生活也是相当的艰难，宋朝最出名的壮举就是兵代丁夫。大宋朝廷真的是对这些兵士们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难民兵们不但要在外抵御入侵，在内还要做一般役夫所做的事情。这些士兵除了要服劳役以外有些官员甚至直接使用这些兵士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出门抬轿，回家干活。
厢军和禁军的俸禄根本无法相比，禁军锦衣玉食，厢军风餐露宿，甚至还不如一般的军妓，军妓的收入是一两，而厢军只有百钱，作为流民的士兵战死后甚至没有抚恤金。
当流民的时候就想尽办法把他们赶入军营，进来军营之后就使出浑身解数盘剥他们的剩余价值，或战斗，或奴役。
总之，大宋百姓剩余价值已经被压榨到极致了。
“如你所言，这就是釜底抽薪。佩服吧，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家法。”章惇嘿嘿一笑道：“地方官只要使出这一招，维持地方不出现叛乱，其实这些地方官就算有功无过。在这期间，他们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兼并土地......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说错了，这不是釜底抽薪，这是扬汤止沸。”方仲永有些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说：“这是一场恶性循环，只会导致国弱民疲。”
“此言差矣，这是强国之术。”章惇道：“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方仲永觉得章惇还是受限时代的局限，但却不知如何去辩。
分别之后，方仲永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古代“愚民”、“弱民”不只是法家的思想，儒家也一直在这样做。大宋已经够开放，但要开民智，还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