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王伦在见到梁师成之前，对这位权倾天下的人物还是颇有几分好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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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凡大奸大恶之人，究其出身来历，莫有平凡者。梁师成在入宫前便能平时“出口成章”，特别是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清新隽秀，颇有功力。
他一直想出人头地，但苦于仕途无路。一日偶翻唐史，看到唐朝宦官高力士旦夕侍奉帝王之侧，出入深宫，在朝廷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倒转乾坤，荣华富贵之极，文武百官莫不畏惮，心中十分羡慕。几经考虑之后，他便痛下决心，自阉为宦，入宫当了一名太监。
能狠心割下那么个东东，要说没有狠劲，很少有人会赞同。反正如果让王伦自己切了进宫，哪怕万个好处也不干！
凭着一笔漂亮的毛笔字，梁师成从抄抄写写的小书手逐渐发迹。恰巧徽宗喜爱书法，尤以瘦金体书法名噪一时，于是他投其所好，日夕侍奉徽宗研靡字画，深受赏识。
政和年间，他开始飞黄腾达，先是作为一名太监居然成了“进士”，后又有晋州观察使、节度使等名誉头衔，再后来执掌军事大权，位比宰相。
他祸不祸百姓、把朝野弄得一团糟都不是王伦关注的----天下越乱，越才有他这种人的容身之地。如果天下太平，谁又愿意上梁山呢？
王伦现在想的，就是能通过其把牢里的兄弟们救出来，然后大家平平安安离开京城，仅此而已。
顺便瞻仰一下历史人物。
及至见了，却大失所望。
也就普普通通一个老头，其貌不扬。对方若是不说话，穿着再破旧些，和石碣村里背靠土墙晒太阳的老渔民也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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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过见了梁师成，只揖了揖首----这本是正常交往的标准寒喧动作，和后世的握手差不多。也只说了句：“守道兄，苏某把廖小官人带来了！”
而梁师成身为事实上的宰辅身份，竟然也站起来回了一揖，这小苏先生面子够大的！王伦刚刚迎来一波人出来，看服饰大概在二、三品之间，梁师成都没有抬屁股。
毕竟有求于人，又是人在屋檐下，且值春节，不说些好彩头肯定是不行的。王伦本想入乡随俗也和其他拜年者一样敷衍几句，诸如“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的吉祥话。
至于“财源广进、升官晋爵”之类的却又不宜。
虽说梁师成明着暗里贪腐成性，太监从来没有不喜欢钱，却不代表可以明着说，太俗；
升官晋爵么，爵是可以晋的，但官已经无法再升了，毕竟现在已经位极人臣。真要升，只有做皇帝了，那可是大忌。
但是转念一样，自己能为梁师成看好，是因为之前做的三首诗词。自己无官无职，能得其青眼相向，总是认可自己的。
是文采，而非其它。
自己伏低做小，平白的被其看扁了！
不如平辈相交，拿出文人的骨气来----便拍马屁，也要拍得不走寻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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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会则不和钟毓一样。他的仕途远胜于他哥哥，为人有权变、有智谋、有勇力，但终给人很狡猾的感觉。当然，结局也不好，灭蜀后想叛司马昭在蜀中自立，被后者诛族。
王伦用这个典故只是为了衬托梁师成在其心中之威，并为后来峰回路转的夸奖作铺垫。他还巧妙地把其对苏过的尊重移到自己身上了，却毫无维和感。
这么一说，不管先前梁师成和苏过的互动有没有半分兼顾王伦的意思，到这里都得硬生生地默认后者，否则怎么对得起“礼贤下士”这个美好的形容词？
梁师成捋须而笑----其实这是王伦的想象----太监哪来的胡须？只是文学作品里不如此写，不足以表明内心的高兴罢了。
“廖小官人说的有趣，只是梁某岂敢以谦逊自居？请坐，来人，上茶！”
嘴上谦逊，行动上却表明了他对王伦的好感。无移时，人已高坐，茶香已溢满客厅。
“小可谢太傅。只是小可才疏学浅，又名声不彰，太傅何以对小可如此看中？昨夜便担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恐伤太傅之心，故而一夜没有睡好！”
梁师成便作出一番礼贤下士的模样：“廖小官人不必自谦，你作的那三首诗词，现在京中已传遍了。都说是自老儿之后数十年难得的佳作，便是某听了也觉得十分之好！能作出这等锦绣文章的，必非凡人，否则苏贤弟也不会极力向某推荐！”
他都把他老爸拿出来了，王伦这才相信他是真的赞赏自己的“作品”。
是不是很奇怪“老儿”是谁？其实就是父亲，是不是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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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提到：“今人称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这种称呼应该是宋朝的时候用的比较多，放在现在，可千万不能这么叫，除非你很抗揍，或者不怕揍。
坊间一直传闻，梁师成的便宜老爸是苏轼，他本人也从不否认，并且“自言苏轼出子”，主动报料说自己是已故大文豪苏东坡的私生子。
为了认这个“爹”，还不惜花钱上赶着巴结苏家的人。苏轼的三子苏过因受到父亲的牵连多次被贬谪，直到宋徽宗继位、苏轼故去，苏过才结束放逐，但仍不得志，梁师成于是大送温暖。
每次来京，必请其入住梁府。“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复”，随便他拿去花，是实。
梁府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梁府成为“二主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认了爹，也得为爹做些事情。这一点，梁师成倒还值得称道。
在当时，苏轼这个“爹”还有历史问题尚未“平反”，因而并非认了就能拿来说事儿。苏轼的问题出在他的所谓“元佑党人”身份上：宋哲宗绍圣年间为恢复新政，将包括苏轼在内的一大批旧党人物加以贬谪和禁锢，至徽宗一朝，仍是“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
梁师成于是以“先臣何罪”向宋徽宗诉冤，结果还真起了作用，自那以后“轼之文乃稍出”，朝廷对其禁锢渐渐有所松动，梁师成终于可以苏轼文章继承人的身份虚张声势了。
不过随着“拼爹”效应的显现，梁师成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就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