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风云淡，气爽江河清，日落时分秋意浓。
赵旻率一众臣属，立于平阳县西门前，望着西山落日彩霞，似是在耐心等待着归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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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赵旻等人的前方，激荡起滚滚烟尘。
赵旻俊目登时一亮。
只见硕大的“大汉前将军颜”字大纛，赫然出现于两山间的旷野。
赵旻笑着对身侧一众猛将、谋士们道。
“诸君，此战之后，试问河东尚有何人敢作乱？”
徐晃、李典二人对赵旻心悦诚服，董昭、刘晔二人则会心一笑。
刘勋这只儆猴之鸡，足以震慑天下群猴…啊呸！天下群雄、诸侯。
颜良的笑声远远传来。
“哈哈！主公，某家与文远幸不辱命！此战，文远当居首功也！”
张辽的声音也随之远远传来：“前将军谬赞，辽愧不敢当！此战，实乃主公算无遗策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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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咦？似乎混进来一个奇怪的人？
汉室宗亲中，惟有刘晔是独一无二的清流。
当晚，赵旻履行承诺，取出鲁肃、步骘自陈留带来的中山冬酿，与麾下臣属、立功兵卒们开怀畅饮，并当场赏赐金饼。
在五铢钱被玩坏的时代，金饼与粮食、绢帛一样，都是硬通货。
是夜之后，颜良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继续立功。
好吧，是所有武将，都已迫不及待想立功。
跟着赵旻…有肉吃是标配，关键是仗好打、功好立、赏赐还丰厚！
试问如赵旻这种老板，哪个打工人不喜欢？
何况赵旻又不是曹操，一言不合就“梦中杀人”。
历史上张绣、许攸、孔融、娄圭、杨修、魏讽、神童周不疑…………死得真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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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一一举例了，否则云某能水两章…
狗贼王沈误导人啊！
可惜，曹操这种被害妄想症，到死都没人能治。
心理医生放到三国，按照九品官人法，那绝对能排到第一品！
大中正或许还会来一句：“郎君且为老夫诊治！”
这一夜，张辽彻夜无眠。
并非因为其人兴奋到失眠，而是因为…
“文远兄，你且再讲一遍此番行军作战之事，某等欲细细品味一番。”
这一次，说着这句话的人，换成了李典。
而在此之前，于禁、徐晃都已说过一遍同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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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进除外，张辽是被一声不吭的乐进硬拽进后者营帐的，当然，做为补偿，乐进默默塞给张辽一坛冬酿。
酒宴甫开始时，于禁、乐进二人方才姗姗来迟。
张辽暗暗叹了口气，默默灌了一大口冬酿润润喉咙，在四位袍泽殷切的目光中，开始了自己的第四遍说书表演。
待张辽讲完…
东方微熹。
五员猛将便因此一夜未眠。
其余四人看向张辽的眼神中，满是艳羡之色。
于禁叹道：“文远，此事若换兄，恐不及你也！”
于禁箭术远不如张辽，做不到后者那般应对野兽游刃有余。
而且，于禁武艺也逊于张辽，难以使赵旻亲兵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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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禁呵呵一笑：“文远，刘子台被擒之事已传至上党，而今非止高元才，便是黑山贼，恐亦不敢轻举妄动焉！”
群山环绕间，一顶硕大的中军帐内。
此刻天光虽微熹，张燕却已召齐自己麾下诸将议事。
“关于张文远旦夕之间生擒刘子台之事，诸君可有耳闻？”
正所谓三人成虎…
张辽明明是苦行一旬后才赶到的安邑城，但传到张燕耳朵时已面目全非。
他麾下诸将登时议论纷纷。
张燕大喝：“休得聒噪！卫将军甫胜袁本初、曹孟德二人，今又一夕之间平定河东，某等决不可与其人为敌！
即将入冬，传令下去，今岁儿郎们务必窝于太行，不可下山劫掠！违令者，斩！”
其人麾下诸将，那些名字怪异之人，尽皆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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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知已有多久未见大帅如此出离愤怒了。
张燕心中确实悲愤不已。
官渡之战后，他曾遣使者至邺城，向袁绍讨要战时许诺的赏赐，结果…
袁绍不但痛打张燕使者一顿，又将钤盖其人印玺的文书撕毁，而且放出狠话来。
“许诺者乃赵子龙！何故来寻袁某？”
张燕有心骂袁绍一句“厚颜无耻”，但他不敢…
张燕哪里是袁绍对手？
最可气的…是那个被袁绍痛打一顿的憨憨…
那厮居然问道：“大帅，不如某赴许都向赵子龙讨要…”
张燕当时实在没压住火，一刀劈死了那个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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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许都找赵子龙要赏赐？老子还要不要命？
老子连袁本初都惹不起，难道还惹得起赵从文？
此事过去一个月…又传来张文远一夜擒刘勋之事。
张燕瑟瑟发抖。
太行山东有袁绍，西有赵旻，此二人一个更比一个狠。
此后讨生活更难矣！
高干…比张燕强不了多少。
太原郡距上党郡何其近也！
“传令下去，自今日起，重兵屯驻晋阳，无故不得外出！”
【作者题外话】：这一章需解释之事，有曹操猜忌多疑滥杀、刘氏宗亲野心以及张燕这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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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官人法以及魏晋风骨，云某前文已有解释。
曹操猜忌之事，前文亦有介绍；
刘氏宗亲下一章再谈；
所以，接着上一章，继续为您说。
上一章说完刘备对待孟达，这里继续说刘封和郤揖。
孟达出走时（西历220），其营都督郤揖也跟着主子一并投魏。至于滞留上庸的刘封，战败归成都，死于非命。
刘封虽然未曾叛变，却被安上了“侵凌孟达”的罪名而遭处死。不过刘封、郤揖等人的子嗣，却没有遭遇进一步迫害。刘封子刘林为牙门将，郤揖子郤正为秘书郎。
（刘）封子（刘）林为牙门将，咸熙元年内移河东。（孟）达子（孟）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裴松之
（郤）揖为将军孟达营都督，随达降魏……（郤正）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吏，转为令史，迁郎，至令。--《蜀书郤正传》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刘封、郤揖的籍贯。刘封是长沙人，属于荆州集团成员；郤揖是河南人，不属于任何派系，但其父郤俭曾是刘焉之前的益州刺史，属于名臣之后，具备较高的统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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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正）祖父（郤）俭，灵帝末为益州刺史，为盗贼所杀。--《蜀书郤正传》
因此刘备赦免刘封、郤揖的子孙，也是出于安抚人心的政治需要。
最后说黄权。
黄权的叛逃，是季汉，也就是蜀汉温和的根本原因！
蜀章武二年（222）黄权叛逃，宣告了刘备的东征大业彻底覆灭。
虽然黄权出走有不得已的理由，但他出走时还带走了三百一十八名蜀汉将领，侧面导致蜀汉的人才储备血崩，几乎无人可用。
注意：不是38，不是18，而是318人啊！
（黄）权及领南郡太守史郃等三百一十八人，诣荆州刺史（夏侯尚）奉上所假印绶、棨戟、幢麾、牙门、鼓车。--王沈《魏书》
跟随黄权降魏的三百一十八名文武中，有四十二人封侯，百余人为将军、中郎将，可知他们均属高才英俊。
（曹丕）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及封史郃等四十二人皆为列侯，为将军、郎将百余人。--王沈《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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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黄权这种以方面军统率身份（镇北将军，督江北军），成建制投靠敌国的行为，无论如何都属于罪无可恕；
但刘备不仅赦免黄权，还引咎罪己，表示“孤负黄权，权不负孤”。
这种行为已经超出常理的范畴。
有司执法，白收权妻子。先主曰：“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之如初。--《蜀书黄权传》
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可知刘备这番举动并非全出于真心，实是安抚益州士族的策略。
黄权投魏后（222），刘备集团元气尽丧，几乎不保。
彼时刘备滞留永安，一病不起，进退狼狈；而南中诸郡蠢蠢欲动。按刘备死后（223）“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的记载看，刘备生前的弥留之际，这些南中豪帅就已经难捺野心。
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柯。--《蜀书李恢传》
不仅是南中土崩瓦解，连汉嘉太守黄元也举兵叛乱，还一度打算围攻成都。汉嘉郡与蜀郡紧邻（在蜀郡之西），距离成都一步之遥，可知彼时形势之险恶。
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众议以为（黄）元若不能围成都，当由越嶲据南中。--《蜀书杨洪传》
塔读@ 黄元的籍贯史书无载，不过根据《杨洪传》可知他与杨洪相互熟悉。按杨洪出身犍为的记载看，黄元很有可能也是益州出身。
（杨）洪曰：“（黄）元素性凶暴，无他恩信，何能办此？”--《蜀书杨洪传》
实际益州士族对刘备的态度一贯不友善，《蜀书卷十二》便连篇累牍地记述了益州学者对刘备集团的抵触与污蔑。而降魏的黄权，出身巴西阆中，恰恰是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
黄权字公衡，巴西阆中人也。--《蜀书黄权传》
在此背景下，重病缠身的刘备根本不敢、也不能处理黄权的家属。因为一旦如此，便会彻底激怒益州集团，类似雍闿、黄元等叛臣便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无疑是刘备所不愿看到的事情。
因此，刘备不仅赦免黄权家属，还罪己自责，表示一切到此为止，既往不咎，这其实是外部环境所迫之下的不得已。
从出身籍贯方面来看，刘备赦免的诸多臣僚，其实各自代表着蜀汉政权的不同派系。
糜芳出身（徐州）东海，是元从集团的代表人物；
孟达出身扶风，是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刘封出身长沙，是荆楚集团的代表人物；
黄权出身巴西，是益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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郤揖是郤俭之子，属名臣之后。
有鉴于此，他们的政治污点，并未影响到家属，均得到刘备的宽大对待。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臣僚的变节行为（刘封除外），集中发生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至蜀章武二年（222），即蜀汉“由盛转衰”的特殊期间。
糜芳出走导致刘备失去荆州、孟达出走导致刘备失去东三县、黄权出走导致蜀汉军力大损、人才储备血崩。
换言之，刘备在建安末年始终面临着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国势日衰。
更为可悲的是，局面越是恶化，刘备便越是需要矫情忍性，安抚尚存的臣僚，以维护剩余的基业。
在此背景下，便形成了诡谲的一幕。
汉中之战后（219）的刘备，刚愎自用臻于极点，乃至滥杀忠良，导致“远人不复至”。
而同年（219）失去荆州之后，刘备又迅速转变为一个心胸豁达的宽厚长者：
臣僚越是叛变，他对待叛臣的家属便越是和颜悦色，乃至赏罚失度，与之前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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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考虑到时代背景，便会发现刘备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大环境的约束，与他的个人好恶已然无关。
按刘备“终不为下”的性格来看，他无疑也希望能像曹操那样鹰扬宇内，挥斥方遒。但现实却是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
（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蜀书先主传》
在外部环境的约束下，刘备的发挥空间便极为有限。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喜怒不形于色”的特点，也是这种现实心态的外在反映。
鉴于刘备在汉末乱世长期扮演失败者的角色，因此他能够展示真实情绪的机会便少之又少。
汉中之战以后，刘备曾短暂踏上人生巅峰，因此杀张裕、杀雍茂、乃至“远人不复至”都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
然而随着同年（219）年底关羽败死、荆州沦陷，刘备便立刻收起了得意忘形的姿态，重新摆出一副“弘毅宽厚”的面貌。
随后刘备对糜芳、孟达、黄权等人的叛变行为予以宽大赦免，不仅慰以“兄弟罪不相及”，甚至还要引咎自责。
（糜）竺面缚请罪，先主慰谕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蜀书糜竺传》
这种无比分裂的行为，反映的当然不是刘备的真实想法，而是外部局势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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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是一个政治家，其行为需要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连董卓这种“羌胡之种”在进京初期（189）都懂得“矫情忍性，擢用群士”的道理，刘备对此自然更加熟稔于胸。
（董）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后汉书董卓传》
有鉴于此，厚待糜竺、孟达、黄权等叛将的家属，其实并不能证明刘备的宽厚贤良。因为种种宽厚行为其实都发生在逆境之下。
或者说，刘备当时没得选，只能自我消化负面情绪，维持大局稳定。
如果刘备有选择的余地，恐怕他更希望效法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尽情挥洒胸中的英豪之气，而不是长期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去争什么“弘毅宽厚”的虚名。
不过从某种角度看，刘备得志之时的偶露峥嵘，虽不符合仁君之象，却也颇得高祖遗风。
这种真情流露，其实远比“喜怒不形于色”显得更有烟火气息。
一言蔽之：马行无力皆因瘦，人不风流只为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