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来港的沪上人，仅仅把香港当作避风港。
有的想方设法去欧美等国；有的想等内地局势安稳后，重返内地。
像包照龙这样遭遇的人不少，有的一去不回。
这样，想回内地做生意是无望了，只有把香港做永久根据地。那么，该做什么好呢？
公司离海边不远，包王刚喜欢工作之余到海滨散步。望着进进出出的海船，包玉钢想起幼年第一次看海萌发的航海梦想，不由想起来香港投身航运而发迹的沪上人，一个念头从他脑海划过：对，从事航运业！
包玉钢的构想在家中掀起轩然大波，包照龙坚决反对，连朋友也觉得不可思议。
朋友劝阻他，航运虽然盈利丰厚，但正如古人所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海上风浪无常，风险极大。
父亲说，生意场有句警世明言：“不熟不做”。你对航运了解多少？香港的航运公司有几十家，有的从祖辈起就是搞航运的，财大船众，经验丰富，你竞争得过他们吗？一条船动辄数百上千万元钱，一遇不测，钱就白白丢进水里。哪里有做陆上的房地产生意牢靠？
包玉钢的理由是：船是可以行走的水上物业，而陆上物业是死的。大平盛世，船可运货赚钱；遇到局势动荡，可起锚远走。
我们到英国保险公司投保，即使没赚到钱，也不致于血本无回。
根据权威杂志对经济形势的预测，战后经济迅速恢复，至少而是年不再会有世界性的战争，世界经济将会有大的发展与繁荣。
船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船东若赚不到钱，只能怪自己无能。
现在内地搞自给自足的经济，连沪上这个远东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都封港，香港的地位将分外突出，世界来远东的货物都将云集香港，只要有船，就不愁没生意做。
并且，不一定走与香港相连的航线，有海的地方，都可以走船。
包玉钢摆出种种理由，终于说服了父亲。这一年，包玉钢三十七岁。
包玉钢通过他人的介绍，飞往伦敦，会见会德丰公司总裁马登，期望得到马登的支持，借一笔款买船。
身材魁梧的马登先生，把眼前这位身材矮小、不知天高地厚的东方人，大大地奚落了一番。
“我一定得买到船！”碰壁后的包玉钢，坐在飞机上暗暗发誓。没有不动产作抵押，也找不到财力雄厚的人担保，唯有一条路是自筹资金买船。
包兆尤对儿子从事航运业顾虑重重，但又为儿子的决心所感动，全力支持儿子买船。包氏父子经多方等措，筹集了二十万英镑，折合美金七十七万现金。
还差两万英镑，怎么办？家中连稍值一点钱的东两全变卖了，亲戚朋友中，稍有一点财力的，都出了钱集资，才凑齐这二十万英镑。
包玉钢走头无路之际，猛一想，价码是经纪公司开的，难免会煲些水，如直接与威廉逊公司打交道，或许会便宜些。
包王刚急忙飞赴伦敦，果然以二十万英镑的代价，谈妥并买下这艘二手船。
这艘燃煤旧货轮，造于1927年格拉斯哥船厂，载重八千七百吨，原名英宣纳。威廉逊公司按照协议，将船维修油漆一遍。
包氏为“新船”的命名颇费一番心事。最后定名金安号，“金”字的含义，表示财源广进；“安”则表示行船时人货平安。全安号的英文名为goldenalpha。
1955年7月30日，雾都伦敦晴空万里，外港海风徐徐，阳光明媚，包玉钢目送金安号缓缓离开码头，消失在海平面，即先乘机回来。
当金安号停泊在香港的外海，包玉钢已跟日本山下汽船公司谈妥租船合约。注册登记，检船领照，然后全员租船给山下公司。
港窄船多的香港航运界又冒出一家新户。同业并不感到是威胁，而是觉得好笑。
包玉钢没做过船长大副，也没在船务公司做过职员。他懂得旗语灯语吗？懂得航速、航线、耗煤、运价之间的微妙关系吗？
不过，这旱鸭子还算有自知之明，不懂船索性把船以低于市面运费的固定价格，长期包租给精明过度的日本人。吃这么大的亏，未免也太愚蠢了。
然而，几年后，同业再也不敢小觑包玉钢了，包氏虽不会驾船，但他懂船，他把他的船队打理得有条不紊。
再过了许多年后，同业对包氏刮目相看，他那长期租船的笨办法，却使他船队急剧膨胀，其势直逼老船王董浩芸。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胆识再自信的人，也不会忽略运气对一个人事业的重要作用。
1956年，也就是金安号租出的半年之后，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对全球航运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
埃及总统纳赛尔挥师占领苏伊士运河，非友好国家的船只，不得通过运河。
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被列入非友好国家，而世界商船的八成都为这些国家所拥有。
悬挂英国米字旗的香港船只也在其列。这对船东不是灾难，而是福音。欧亚航线的船只，大都须绕道非洲好望角，船只紧缺，运费暴涨。
正在这时，日本山下公司的租船期届满。山下公司出数倍于原价的租金，为金安号续了约。
包玉钢拿到这笔保证金，立即加上自筹资金购入一艘二手船，又与一家货运公司签下四年的租约，拿到钱再想方设法去买船。
短短的几年时间，包玉钢拥有7艘二手船，组建环球航运公司。“环球”二字，足显包玉钢汪洋般的宽广胸怀。
包玉钢开创了长期租船的经营方式。其方式又分两种：一是全员租船，租期3年到10年不等，船的开支由环球航运负担，并分期收租金；二是光船出租，环球航运不管船的开支，按月收取租金，这种方法比较省事，但租金较低，船的本金利息收回时间较长，却风险较小。
包玉钢发展这么迅速，与银行的支持分不开。包氏是银行家出身，深谙银行的作用。靠自有资金，发展缓慢；负债经营，反倒能获得长时期的惊人发展。
包玉钢做进出口贸易时，结识了汇丰银行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涉足航运，便把一艘船抵押给汇丰，以取得小额贷款，作流动资金。
包氏不再满足做二手船船东，他渴望拥有新船。新船造价昂贵，排水量7千吨的船，需一百万美元——这已是相当便宜了，日本的造船价比欧要低一半多。
包玉钢再次找到桑达士，狮子开大口，要借七十五万美元。
桑达士明明白白告诉包玉钢，所有银行都不会投资航运、航空和电影，船只资本集中，风险极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但桑达士又没完全拒绝包玉钢，给了他一个机会，只要租户的开户银行能够开出lc信用证，汇丰是可以考虑贷款给环球航运的。
桑达士知道日本人精明刁钻，包氏是不可能拿到日本银行的lc，因此，先让包玉钢高兴高兴也无妨。
包玉钢也知道开信用证很难，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即飞往日本，找到租他船的日本经理。包玉钢用英语说明来意，日本经理假装听不懂，闪烁其词。
包氏洞悉出对方的心理，于是说：“我的船在管理方面，十分妥善，这个你大可放心。另外，假如我的船失事了，保险赔偿金，全部归你，我直接让保险公司把钱拨进你的银行帐号，我一分不拿。”
日本租户经理终于带包氏去开户银行——神户银行，经反复谈判，包氏如愿以偿。
这份银行信困证成了包玉钢迈上船王之路的敲门砖。
当包氏拿着这份lc走进汇丰银行桑达士的办公室，桑达士惊愕之极，觉得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包玉钢打破了汇丰银行不贷款给航运业购船的“行规”，并且开了香港银行参股投资购船的先河。
包氏有了订造新船的实绩，轻而易举获得日本银行的支持。日本政策把造船列为重点扶植的产业，为吸引外国船商来日本订造新船，日本银行提供给外商的贷款利息比提供给本国人的低得多。
日本的这项产业政策，为包氏造船提供了便利，又造成日本航运界宁可租船、不愿订造新船的奇怪现状——这又为包氏将新造船只租出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借鸡生蛋——1962年12月，包玉钢第一艘一万六千吨的新船东樱号在日本函馆市船厂下水。
到1968年底，包氏旗下拥有轮船五十艘，其中二十三艘新船，排水量达三百五十万吨，总值三亿美元。
包氏不仅把航运巨子曹文锦、赵从衍远远抛到后面，而且与老船王董浩芸不相伯仲。
包氏购入四艘二手油轮，吨级1.5万至1.6万吨，属小字号。包氏资金有限，只能买小油轮。
不过，小有小的优点：航速快，适宜在中小型码头泊位停靠。
当时油轮数希腊、挪威船王所拥有的最多，他们待价而沽，价高者得，单程租给石油公司，一艘大型抽轮，从波斯湾跑一趟欧洲，进项就达几百万美元。
包玉钢仍采取保守稳健的低价长租方式，他飞赴纽约，来到埃克森石油公司大楼，会见运输部经理牛登先生。
包氏追忆道：“那个人说：‘啊，你是谁？’我说我是香港来的，跟着自我介绍一下，我说我来向你们提供4条小油船，是1.5万吨和1.6万吨的小油船，你们需要不需要？他看着我，这个人是戴夫·牛登。他说：‘我看不到有很低的租价哩。’我说：‘好，你可以有很低的租价。’于是他们就租了船。”
石油的提炼销售，都由欧美的石油公司垄断。欧美石油大亨，不相信东方人管理的油轮。
包玉钢以价格优势打入欧美石油公司，打入后仍坚持低价。埃克森是最老的石油公司，创始人是美国第一位亿万富翁洛克菲勒。
埃克森牵了个好头，蚬壳、德士古、美孚等石油公司，相继成为包氏油船队的长期租户。
1969年6月，包氏第一艘巨型油轮21.9万吨世丰号在日本下水。这之后至今，环球先后订造二十万吨级以上的巨型油轮达五十艘，总吨位达一千万吨以上，另有二十余艘中小型油轮和混合油轮。油轮成为环球航运的重点发展项目。
五十年代初，来自沪上的商人就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买办均力粤省人的天下。姑且不论地域感情，沪上人与粤省人在语言上就形成隔阂。
就外资银行来说，他们歧视华人的观念根深蒂固，只与何东等少数华人巨商交往。当时流行一句话：“要想获得外国银行磅水（贷款），最好先叫何董爵士干爹。”
银行家出身的包王刚，对香港外资银行歧视华人，尤其是歧视沪籍华人的做法强烈不满，他更下会卑躬屈膝去做何董的干儿子。
包玉钢当时主持沪上四人贸易公司，韩战爆发，他急需资金购买内地奇缺的物资。
包玉钢绕过粤省人这一关，直闯最大的外资银行汇丰，包玉钢声称原是内地一家国家银行的要员，居然如入无人之境，进入汇丰进口部办公室，进口部的正副经理，是盖伊·塞耶和桑达士。他们都即将升迁，塞那将任汇丰主席，桑达士将任项目经理。
包玉钢是个默默无闻，并且在香港毫无商业实绩与不动产的商人，受到这两位英国人的冷遇在意料之中。也许他们为包氏的不俗气字所吸引，都耐着性子听完包玉钢的英语陈情。
来了，桑达士说：“我佩服你的胆识，你不用讲明，我们也能猜出进口这批物资的用途，它们将会转运到中国去，因此，我们不能贷款给你。
你也许会认为我们出于zz的考虑，这完全错了，战争是危险的，战争风险，就是保险公司也拒之门外。”
桑达士回忆道：“在1952年，包玉钢的公司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公司，看不到发迹的迹象。公司的帐目管理并不规范，而且贸易额也太少了。”
包玉钢做过银行，深知谨慎是银行家的职业“通病”，他很理解桑达士，也力能与桑达士交上朋友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