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13日，商务部每个月的工作会议上，商务部仗李成钢仔细听着上半年数据汇总。
“……我们把从日本引进的纺织技术用在我们的纺织设备上，终于生产出质量超过法国的棉纱，这些棉纱制成的布匹在法国市场上得到了不错的反响。虽然我们的布匹已经开始对法国开始销售，法国对于我国的成衣接受度依旧很低……金属制品方面，现阶段只有变速自行车以及农用的二八自行车的销售在法国获得了成功，年销售量都突破了3万辆……瓷器、丝绸等传统优势项目表现得不错……茶叶销售获在我们开办了直营店后获得巨大成功……药物销售非常成功……”
长长的列表上的数据被归纳成给部长做报告的内容，李成钢目光扫过，已经基本看明白了。在汇总数据上，1932年前6个月，中国向法国出口了价值29亿的商品，基本都是轻工业品。从法国进口了41亿法郎的商品，基本都是大宗商品以及重工业品。逆差高达12亿法郎，也就是2000万英镑左右。
从单纯的数据来看，现在时间只过去了一半。全年的逆差有可能达到25亿法郎。这对于当下中国1200亿中国元，也就是大概1200亿法郎的gdp，貌似不是个大数字。但是此局面没有扭转的话，必然会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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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天的国务院工作会议上，商务部根本没提此事。李成钢部长静静地听着财政部长的报告，“今年上半年gdp达到了704亿元，超额完成了计划。而今年要开始偿还法国的贷款。由于这部分超额，下半年不准备增加税收，也不准备发行债券……”
这些报告都要公开。看到这些数字，民间的财经报刊立刻兴奋起来。各路编辑都开始围绕这些数字做文章，7月16日，好几家民间报纸的新闻头条都是《中国开始陷入债务危机》。
这些报纸并没有瞎编乱造，引用的数据都是国家公布的官方数据。从1932年开始，从法国借贷的200亿法郎要分10年偿还，每年20亿法郎。上半年对法国逆差12亿法郎，乘以2，全年或许达到25亿。光对法国一个国家，逆差就是20+25=45亿法郎。
例如泰晤士报亚洲版，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算数，中国现在大约5亿人口，平均每个中国人每年要逆差9法郎。
关心这些消息的人都集中在城市，这些年看多了外国报纸，以及中国官方对此写过一些评论文章。中国读者也有了概念，各国报纸的亚洲版都是为其祖国服务，并不是真的为了中国服务。而且英法之间的关系对现在的中国读者也不是秘密，读这些报纸的人都明白，现在中国元与法郎汇率大概是1:1。即便是每个中国人每年都买了9法郎的货物，对于当下中国人来说也谈不上影响生活。英国报纸这么写，是想煽动中国民间对法国商品的厌恶。
在中国并不缺乏亲英分子，那些人不少在报界。这批人出于各种目的，写出的文章就有些附和英国看法。当下中国受教育人数暴增，这里面很多读者虽然不亲英，却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看到这些消息之后，情绪难免受到影响。
到了8月，安全局发现了一些假消息。譬如，1法郎兑换10中国元。安全局当即将此事上报，宣传部长李润石很快就接到了这份转交的文件。李润石稍一思索，就明白了问题所在。立刻要求官方报纸刊登以“中国汇率与国际汇率”为宣传点的介绍性文章。
何锐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对李润石的快速反应非常欣赏。何锐给安全局下令，要他们调查这些假消息到底是从那些渠道放出来的。
8月底，一份报告送到了何锐面前。根据现阶段收集到的情报，放出法国与人民币汇率为1:10的假消息并非亲英人士放出来的，也不是亲法人士放出来的。可以大概确定的消息源头是一些文化素质不高的中国激进派那边流出来的。
现在中国民众并不喜欢外国，从何锐1924年统一中国到现在，也才8年。从1840年到1924年，经历了84年。84年积累的屈辱怎么都不可能在8年中完全消失。而那些激进派们则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政治立场与外国的激进主义者们差不多。都是高调歌颂中华民族，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统治世界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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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有过差不多经历的何锐对这批人非常了解，虽然这批人属于缺乏知识结构导致的认知水平不高，却也谈不上是恨国党。而且中国的激进派们毕竟是中国人，虽然也会高唱满江红里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不过中国的激进派们真的不会亲自这么做。至少在中国政府不是小胡子那种法西斯政府的时候，绝不会那么激进。
虽然何锐并不在意，但是中央的一些同志却不得不在意。在中央会议上，有人就询问李润石要怎么应对国内大谈每年对法国45亿法郎逆差的问题。
李润石神色坦然，“对于谎言，我们可以进行宣传。这种担忧的情绪基于现实，宣传部不认为要对人民的正常情绪反应做出什么针对性的回应。”
听李润石说到这个程度，提问的其他部长们都不再继续。因为再问，就等于是质疑宣传部长将他个人的意志讲述成宣传部的决定。如果质疑道这个程度，就是要让宣传部长下台，属于激烈政治斗争的范畴。现阶段的民间情绪虽然让一些部长们感觉或许不该听之任之，但是这不过是个人的看法。在当下讲究专业的政府中，只能等着事情继续发展。
何锐并没有插话，因为此时什么都不合适讲。中央会议则继续工作通报，财政部长介绍了当下的财政问题，“……自从亚洲煤钢联合体的总理级会议结束后，日本已经开始对其产业链进行了调整。从现在得到的数据来看，1932年的钢铁总需求在1800万吨左右。我国的钢铁产量达到了1159万吨，日本的钢铁产量大概是541万吨。由于一部分钢铁需求可以到明年释放，近100万吨钢铁的缺口会导致今年的钢铁价格提升。当下国内的通胀正在各个领域出现，对于控制通胀的看法，希望央行能够给与解决的思路。”
在财政部讲完后，央行行长发言了，“根据央行的评估，在产能不足，以及大宗商品原材料进口流程优化之前，通胀问题会持续2-4年……”
即便中央领导们都颇有涵养，此时也有些忍不住了，会议室内发出一阵动静。
何锐倒是很欣赏央行现在的表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财政部管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减少失业，央行的主要工作是控制货币发行与流通方向来控制通胀。如果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又处于低失业、低通胀的局面下，这个阶段必然会成为该国历史上著名的黄金时代，也会之后该国国民怀念的“美好旧时光”。美好旧时光之所以被怀念，是因为这种局面很少出现。
正常情况下就会是现在这种财政部与央行之间看似南辕北辙，又不得不互相商议，互相妥协，各出一部分政策，试图寻求在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之间需求一个当下最佳平衡的点。
现在的中央能够建设到这个程度，意味着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到相当工业化的程度，何锐对此很满意。不过何锐满意的是建设成果，眼前的问题可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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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行长向中央的同志们解释了高通胀的来源。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央规划的经济圈中的核心城市都在经历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阶段。中国人民当下孱弱的消费力不足以全款买房，而中国的城市规划也不接受出现贫民窟。所以城市大量建设小公寓，并且提供贷款买房。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债务，这些债务就以货币形式体现出来。
参与基础建设的企业与劳动者们都得到了大量货币，大量货币产生的消费直接拉动了物价。现阶段中国借了巨大的外债，投入到了合成氨与内燃机产业上，这两个产业促进的是农村的增长，以及物流运输能力的提升。基础建设中相当一部分是道路，有了道路，物流更加凶猛。这导致了各种商品的流通量大大提升，却与农业时代经济不一样。巨大的需求量被释放出来之后，直接导致了物价上涨。
而且巨大的市场需求，又导致了更多民间资金涌入生产领域。导致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增加了许多。
央行行长介绍完最近的数据后，十分坚定的说道：“现阶段央行只能因应需求，持续放出货币。如果不放出这么多货币进行贷款，很可能导致巨量企业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