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子产以‘作丘赋’为代表的第二波集中制度革新，按照时间看在其‘作田洫’五年之后，比照两代人之前的季文子执政鲁国时期‘初税亩’到‘作丘甲’的时间间隔，还要多出一年——按照翻版演绎的习惯，所谓‘作田洫’就是为‘作丘赋’服务的前提革新行动，至少在子产看来，供他充分借鉴的鲁故执政季文子‘初税亩’与‘作丘甲’之间的顺承关系即是如此：没人在半个世纪后还关心当年外国的某位执政推动革新行动是否为了其个人实现不可告人的政务野心，但其历来主政所推动各项革新行动的结果却会汇总到后人手中，供其参照。
受限于古代通信与信息存储技术的不发达，彼时的鲁国不能完全知晓情况，只能以各国政要之间口耳相传的直接问政其后人和民间故事中的只言片语确定当时情形；但彼时鲁国的军力强大却有目共睹。第二次弥兵会盟虽然成功召开，但并不能确定具体有效期限——没有截止日期，处于晋-楚边界缓冲带上的郑国就要随时面临被两方轮流入侵宣誓宗主权力的可能，最坏的结果，南北两大国就在郑国境内直接开战，这样的话对郑国国家的破坏性最大。
后一种情况不可预测，只能在可能爆发大战之前积极斡旋晋、楚之间调和矛盾，按时缴纳送往两大上国的贡赋完全侍奉义务，祈祷上天不会发生新的变乱；其次则会同其他中原小国一道，商议对策，努力使晋、楚两国实力相对平衡，虽然不能保证本国免于遭受兵燹祸及，但起码可使晋、楚互相畏惧对方实力，避免真的展开缓冲带国家的灭国战，那么依旧要像没有弭兵会盟生效前一样，虽然对这些时常二属的墙头草不时入侵‘问罪’与日常渗透，但也不得不忌惮对方举国倒向另一方坚定死战意念——那样的话，征师久久不能克人国都，士气低迷，待其背后的大国援军率领诸国军队组成联军反击时，战则顶多平手，不战而走就是怯懦，联军势必分散入侵大国内地，虽然本土作战反击不难，但之后的大国内斗就不是能够预料的事情了。
所以子产‘作丘赋’的本意就是要充分利用好‘作田洫’后郑国国内上至公卿、下到国人庶民纷纷举手称快的高度人和状态，就势提出增强国防力量建设的强军之路。这件事的确是按照鲁国‘作丘甲’的精神脉络为蓝图推进的，但却因此时国内各方力量错综复杂的地产所有权构成导致民众不满：晋、楚不是已经答应讲和了吗？以后国际局势是长期的和平状态，只要我们多多缴纳贡赋到晋、楚的都城去，就不会发生动之乱，那样的话为什么确立耗费如此高昂的国防建设费用呢？如果遇到灾荒年景再有战乱袭来的小概率事件，岂不是真的要令民众朝夕间破产？何况郑国的野人并不像鲁国那样是在国人政务地位急剧下降的状态下由三桓主导、逐渐纳入国人编制内生活的，此时的郑国国泰民安，除却每年的高额贡赋外真的没什么好忧患的，国人怎么肯轻易把高贵的编制分享给各城邑外围边远地区居住着的野人呢？仅在划分井田之后纳入公有制农业生产序列、缴纳些高额军赋就想当国人，也太便宜野人了！至于野人地力较差的事实与痛苦并不在国人们的体恤范围内，须知不分阶级地讲，绝大多数人的认知水平只有‘适当地共富贵、离散在患难际会’的本能利己行为，并不存在过度高尚的想法。
所以子产不仅要以国防为理由争取将距离各城邑较近地区、贵族阶层夺取自野人领地的私田纳入到国家正税正赋的名目中，尽量减少现有私田规模，又要通过承认野人政务地位与收容转化为国人的方式，遏制贵族阶层使用武力驱除野人到更偏僻地域生活的做法，减少贵族占有野人田产、增加私田规模的不合理做法，限制贵族阶层财力过度膨胀，与子产同时倡导的诫奢侈、行简朴生活风尚相结合，避免社会中头面人物对民众产生不良风气的诱惑，致使国民道德腐化堕落，降低国民凝聚力——这点背后则更要关联郑国商贾乐居的擅长招商引资之道结合来看，这些在郑国安定环境下由国廷整体认可的励商风气，却并不欢迎商人过高标价商品与无视商品质量的‘奸猾’行为。在郑国高层看来，处于各国外贸交汇的十字路口上，虽然能片面收取重额商业税，但更希望商人能提供便捷流通的稳定供货渠道便利民众生活，所以子产之前的时代就在尽量避免出现竭泽而渔的情况。
理想中的社会是各行业民众都能相对体面存活、和睦而不互害、相互保持诚信与扶助的社会，但这样的社会如果存在，一定是因为有着较强国家凝聚力内核的国人集体存在为前提的，而且还要搭配上施政有方的较强力执政之政之府才行。更准确地说，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国家存在，那么决然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美好社会。而想要一个国家像那么回事，最起码要有较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稳定外部环境的背书条件——这一项超越时空而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况以武立国，长期扎实国防建设，即周朝开国的基础原则，也是各子邦能在边远地区建立起稳固统治的生存首义。子产设定高额军赋是此道理，建立范围更广阔而弥漫于全郑境内的井田制公有制地产革新也是此意。
稳定国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过，也只有如此才能在面对晋、楚这样的大国时作为二流国家而不在武装对峙时感到胆怯：晋、楚国内都由于长期争霸的关系，滋生出大批擅长内政、外交、军事征战的世卿大夫，作为国家维系争霸的成本，他们从国家手中大量获取都畿之外地区的领地作为自身封邑，维持着尊容与家族富贵。但两个世纪的争霸也使他们认清现实：国家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争霸停息后继续供养他们，这项开支实在太高了，何况有损晋公室/楚王室的稳定传承。而能停止争霸的不仅有弭兵会盟，也有彻底吞并另一方为结束途径。那么，这些世卿们多数更乐意持续一场永远看不到头、但烈度又在可以掌控范围内的争霸战争，这样才能显示自身价值而像晋公室/楚王室一样传承个人家族的荣耀与富贵权势。世上能吞并的小国都吞并了，能拿来开刀的，可不就只剩下晋-楚边界缓冲带上的各个小国了吗？
所以子产的对形势的判断并没有错，战争开打只在于早晚，早做准备则早进入下一轮安定期，抵制乱世野心家们对国际和平环境的无下限侵害。当然限制本国公卿大夫力量过于强盛也是此理：强干弱枝，有限度地加强君权与相权，才能保证主要大贵族不产生动之乱之心，提防七穆也就相当自然了。
面对国人民众层面负担增加的不解怨言应当如何应对呢？戒急用忍，善意说教，加强政务廉洁与狱讼清明，不令民财再浪费在其他方面，较高税负状态这种事，习惯就好……
因为这项举动，子产在后世招致无数片面的菲薄，更有甚者叹息痛恨于其人本身用心聚敛，却不愿意‘正视’当时晋、楚争霸刚刚弥合的不稳定环境，更拒绝承认齐、秦两国随时有可能掀起新一轮漫长争霸战争的危机，一味强调民众被增强的税赋压力。这种忽视列国并立局面的‘大一统王朝’心态属实要不得。不过有些别有居心者/潜在团体未必真的看不到大一统王朝边疆外域民风彪悍的四夷国度对中原王朝贪婪的觊觎目光，他们只是浅薄而又富有政务话语权，不愿让渡自己能够多吃多占、本可拿来享乐的财富被上缴到国库罢了，所以日复一日地叨念国都王公官贵大人辈的奢靡与腐败还有渎职行为，转移公众注意力，坐视边疆治安情况恶化，国境线不断向内部收缩。为此，执政团体唯一能做的只有在克己奉公的原则下加强制度建设，同时坚定将手伸向地方富裕地区钱袋子的决心，敢于抽税，认真用度，不耳软于流言蜚语，也不受刺激后便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专之制作派。
这件事也是子产后来开始第三项著名革新的原因，当然也是为了限制在郑国国内出现晋、楚两国为适应长期争霸体制而豢养出的庞大世卿贵族而作——子产因之获名‘变法先驱’的‘铸刑书’革新行动~
在被学术界赋予太多含义的刻意、片面解读之前，我们可以先来问这样几则问题：为什么季文子没有推出类似行动呢？而‘铸刑书’又为什么会引发轰动呢？至于更早制出成文的刑书条文的晋国范宣子又为什么会将著作藏于密室？对比之下楚国为何那样不长进，直到吴起到位任职令尹后才大兴变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