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复周礼，并非不可以之事，但就目前众人所处的代地蛮夷故地谈来，怎么琢磨这事儿都很奇怪。何况这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子姓的故宋公室亡鲁的后裔老头在做这件事，身为先商后裔能认真践行周公旦的志愿本身就能了不得。而且经过三百年发展，其思想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尤其兴盛于中原地区，齐鲁更是如此，要知道，能令齐鲁民众同效一人之说，难度不亚于解开吴越间的世仇。
“依王上之意，是欲延请儒门贤哲前来代地广施教化？”虞博言机警地问道，显然，这位以纵横见长的名家后人，对重建周礼秩序一说并不感冒，即使是适应新时代形式变化的礼制也不受他欢迎：从赵国国情出发，与秦连年相抗的兵伐之势难以停止；而南下邺城，到河南之地的广阔中原拓展疆域，又会直接损害魏国的利益。真正能够寄托希望的战略，还不如祈盼秦国内乱，方便鼓吹三晋联合起来开展一场‘收复失地’的圣战，只要齐国能一如既往地不问世事，楚国即使不加入也会乐见秦衰。
“决然不可啊王上！吾赵国男儿历来铁血丹心，方有昔日疆域近千里之遥，儒生天性软懦，倘若听用其荒谬言论，终日大谈百姓亲爱友好之人伦，必使民恋其家而恶战，致国无可用之兵，军无好斗之士。夫乱世本当大争以求存，奈何信众书生见地！依庶民安乐为上计！”公子虔直接暴跳起来反对，堂下见状，都开始新一轮骚动，生出质疑童幼君主的念头。
赵从简一时间竟然讲不下去——自己到底在讲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太清楚，毕竟他原本只打算装装个逼来段唬人的说辞，然后引申出某些观念，促使众人达成共识的，谁知却被两位首座席大臣揪住不放，直接会意成思想‘通儒’，败坏大赵美好的传统尚武精神。
那么赵国都于邯郸的后期，在国家思潮领域究竟是怎么样的状态呢？说是文化沙漠，未免偏颇；但美化为崇向‘短-平-快’操作利好富国强兵的思想洼地，并不为过。真实情况就是从上至下、由君主到民间都倾向获取那些快速获利成功的法门，鲜有人对黄河南岸的中原地区兴盛的文化交流-学说冲突感兴趣。那可是赵国啊！膜拜军功、出产勇战份子、能让廉颇在魏都大梁城任将军时心心念念故国武士的一流军事强国啊！
赵从简强装镇定，重新组织好语言，一字一顿地模糊争辩道：“今国至危亡境地，是时当大思故国治政之过及不足。秦势方强，广罪于天下，人皆有怨于其王。吾等每行一举，是必与秦反成乃可。是秦有所好，吾必有所厌；秦有所为，吾国必有所不为。能和天下意者，必能得天下之力。今计布武天下，明即能举天下之兵而王天下，秦或称雄一时，奈何惧其一国！”
听闻此话，公子虔与虞博言相互对视，恢复起互相谋划逃亡时的默契与友谊——新王或许有些童稚之气，但对梦想成为权臣的卿士来说，未必不可以利用虚言来架空，这样国政在王案下被公卿用以争夺权力，讨论出暗地里平衡的秩序，未必不好。何况当初谋划拥戴废太子赵嘉，本来也蕴含着希望这位王族后裔放手不再干涉政务的预设，若其能始终说出像方才这般空洞的‘高论’，明面上大大地团结起赵国的士人百姓，重振国家复兴在民众中的信心，朝臣们必然大大的喜闻乐见。
公子虔改转口风，再次平静地问道：“不知王上打算任用儒门何人？”
赵从简见势缓和下来，心想此事并非不能商量，只是明白说来，怕是柱国们会嘲笑自己并无主见，就着前话回复道：“见秦国列王，前时孝文、庄襄二王，殊无昭襄王遗风，攻伐之心不似今秦王政凶猛，是嬴政欲效其曾祖所为。念其王秦，当以政之所弃，吾之所取。”
虞博言接续话茬追问：“今秦王幼年临国，可比吾王，其时用卫人吕不韦为相，尊号仲父。斯人相秦，能止秦国内荡，外和好齐、楚，暗斥法家之用，杂诸学名士客于门庭厚养其辈，其数或近万人许，吾王心爱其所为？”
赵从简继续硬挺着气势，琢磨虞柱国递上来这番话题，想到吕不韦所谓杂家名号在外，算得上实际的战国第五大公子——仅因为没有王族直系血统所以不能称呼公子而已。依虞卿用意，若是倡导杂家，他可就代表外姓大臣们可就接受了，事后统一其他柱国的繁琐根本不用自己再担忧，倒不如答应下来——
“王上，今民贫地狭，财用亏乏，厚养士卒尚不足用，何靡币以供士人？”公子虔反应过来，虞氏话里要广揽‘天下士’为门客那套做法，首先要依托权相个人地位，其次才谈个人魅力，而赵国宗室中，明显公子骘比起自己相差未远，且在座宗室中皆非新王之父先悼襄王所出，于稳固相位更是不利。长此以往，必是擅长游说联络的外姓虞氏更得利，自己便不能巩固宗室后裔的盘口，失权在即，他也抢话直接揭露出当下窘境，算是变相承认流亡政府内在的虚弱了。
‘这老家伙现在倒清醒起来算计钱粮了！’赵从简心生不满，无可奈何地看向公子虔，与对方强行诤辩：“昔日邯郸城中何富足？岂有能效吕不韦者？论财物多寡何益？稽其疑，当患财用分不能均，民意亦不患贫，患人不相安处！”
众人一时语塞，看来，儒家兴于赵国之事，已经要板上钉钉了。
细论起战国四公子，齐之孟尝君与楚之春申君两位，在宗室血脉亲疏上，都不算亲近，颇似如今在座席上的宗室大臣。尤其谈到春申君，后世竟有质疑其是否出自楚王族后裔的荒诞言论——难道古人会随意称呼一国之外人为公子吗？何况像楚国那样国内长期有大片封君领地存在的国家，严重的保守习性断然不是吴起一朝所能革灭掉的。从功绩上说，魏信陵君与赵平原君排在第一第二并无争议，毕竟齐公子相当利己、楚公子稍利君且厚利己，对国家的贡献上讲，依照门客能量及国际舆论造势，还是魏、赵的公子更有公心与远见，这和他们与君王同父所出、不容置疑的高贵血统密不可分。因为血统不容置疑，贵可拟王，相邦之名实均可予之；也因血统过于高贵，继承君位一事也大有可能，所以战国首席贵公子信陵君要别魏居赵，这样才能更好地统合起码魏-赵的力量联合抗秦。真正的国家公子，所作所为正是君主的影子，代替后者走出深宫高墙外进行国君不便行动之事，将国家利益最大化。
可现在是新时代，蓄养门客的做法大大的普及于天下绝大多数有权势的人手中，想正经地用好‘国际纵队’这股尊奉客卿衍生出的庞大门客力量，恐怕离不开基层官职的任用范围开放——门客，是卿士家中的客士，若希望真正经过社会历练的优秀人才投身本方，国君是要‘亲自蓄养’门客的。
“吾欲奉‘齐稷下学宫’之所，彼依国力养士，出入皆为国计，必能兴吾国！恐天下人难信其声张，当立《尚书》、《吕氏春秋》为议论之首，收关东儒生、不韦之故客皆来，嬴政恶之，吾任国士以大用。”赵从简终于想起齐国国家蓄养门客的机构、还有吕不韦召集门客著书两件事。试想，若这样一部经典悬挂在房梁上，辅之古之经典《尚书》伴随其左右，天下能看出自己意图的聪明人当然明白会明白自己下达最高指示的意图，哪怕被清高者讥讽尊奉‘狗尾续貂’的杂家闲言，终也不妨有志大力进取的士人来代，那么新国家的潜力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