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3feelingsofinferiorityandsuperiority
所谓自卑情结，是指一个人面对问题时无所适从的表现。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所处的地位是我们希望加以改进的。
依我看来，人类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是人类地位增强的原因。例如，科学的兴起就是因为人类感到自己的无知和他们对预测未来的需要。
自卑情结
个体心理学的一大发现，便是提出了“自卑情结”。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广为人知。尽管如此，我并不能确信每个人都深刻理解了“自卑情结”的含义。假如我们单纯地对一些精神障碍患者说“你患了自卑情结”，显然无法让病人信服，也不会起到什么效果。假如我们的工作仅停留于此，可能会使病人更加自卑。
我们在很多案例中，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如果直接询问神经症患者是否有自卑感，得到的大多数回答是：“没有。”还有些患者甚至会说：“正好相反。我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要高出一筹！”所以，这种情况下，仅是靠问显然难以获得想要的真实情况。于是，我们就需要观察其举止，因为一个人的神情和举止是很容易暴露其真实想法的。
比如，看到一个傲慢自大的人，我们就能猜到他可能在想：“别的人可能会忽视我，我要让他们看看，我可是个人物！”如果看到一个人说话时手势很有力，我们会猜到他在想：“如果我这样不强调的话，我的话就会没有力量。”
所以，很多极力显示自己优越感行为的背后，实则隐藏着一种企图极力掩藏的自卑感。这就好比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太矮，便刻意踮着脚跟走路，从而使自己显得高大一点。类似这样的行为，我们在儿童世界中会很直观地看到。倘若我们问一些个头并不太高的小孩：“你觉得自己身高矮吗？”那么，儿童争强好胜的天性会使我们很难看到他表示承认。
通过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推断出，凡是那些有强烈自卑感的人往往会显得驯服、安静、拘束、不令人讨厌。当然，这并不是唯一的，因为自卑感的表达方式有数千种。下面这个故事或许能说明这一点。
有三个小孩，他们头一次去动物园。当他们站在狮子笼的面前时，一个孩子躲到妈妈的身后说：“我要回家。”另外一个孩子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地站在原地，说：“我一点都不怕。”第三个孩子恶狠狠地瞪着狮子，问他妈妈：“我能向它吐唾沫吗？”这三个孩子实际上都怕，但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这种感觉。
其实，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每个人都无法生活在绝对满意的环境里，在这种相互比较中，就会产生相对的自卑感。为了摆脱这种自卑，人们便在寻求变化与超越。人天生有种向上发展的心理，就如埋在土里的种子要钻出地面，沐浴阳光一样。所以，没有人甘愿长期忍受这种自卑感，他必然会让自己进入一种结束自卑的紧张状态中。即使一个人在改造自卑中气馁了，那么他仍会寻找别的方法，包括在精神上麻醉自己，使自己拥有一种“优越感”。
当然，由于这种优越感缺乏现实的基础，结果只能使其自卑感更加强烈。正是因为导致自卑感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所以他采取的每一步都无异于自我欺骗。长此以往，他积累的所有问题会更加迫切地要求他来解决，他所面对的压力也会更大，自卑感也会更强。
假如我们在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仅仅看其行为，却没有深入理解，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没有目标。但我们若能看到他的所有行为也正是为着某个目标而努力，那么，再来看待其行为时，就会感受到其意义。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软弱，就会努力创造使自己“强壮”的情景，从而找到一种心理平衡。
这样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在很多家庭中看到。如果一个人自觉不能胜任工作，并在事业上有种自卑感，那么他在家里往往会当一个暴君，企图以此来安慰自己，证明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如果那种现实的情景没有消除，那么无论他怎样做，他内心的自卑感依然存在，他所做的各种自我安慰实则是在自欺欺人。
现在，我们可以给自卑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一个问题出现，某个人对此无法适应或无法解决，他在自己的意识中也承认无能为力，那么他这时表现出的就是一种自卑情结。我们从这个定义里可以看出，愤怒与泪水或道歉一样，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
一个人在有了自卑感后，就会产生一种压力，于是，他就会期待朝向优越感的努力，并做出一系列补偿性的举动。然而，这种寻求自我优越感的举动，对解决问题无用，只是为了将问题束之高阁或推到一边。因为这个人会想尽办法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绞尽脑汁地去避免挫败，而不将心思用来奋力追求成功。他给别人的印象只会是犹犹豫豫、停滞不前，甚至在困难面前畏缩退却。
我在很多恐惧症状的病例中，就很清楚地看到这种人生态度。这种患者大多表现出一个信念：“我不能走得太远，我必须待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充满各种危险，我得防着点。”如果总是抱有这种态度，这个人就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或者待在床上不下来。
在困难面前，最彻底的退缩方式就是自杀。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这个人通过自杀放弃一切，并表达了自认为已经无力回天。我们如果认识到自杀往往是一种谴责或报复行为，就能理解在自杀中也有对优越感的争取。自杀者总是把自己的原因归咎于他人，仿佛在说：“我是世界上最脆弱、最敏感的人，你却这么残忍地对待我。”
在很多病例中，神经症患者总在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包括限制自己与外界的联系。他把自己局限在自认为可以控制的环境中，而且不遗余力地同生活中的现实保持距离。如此一来，他仿佛给自己修筑了一间狭窄的小屋，对外界不闻不问，企图关上门度此一生。
例如，一个沮丧的小孩如果认为眼泪可以为自己换取来想要的东西，那么他会变成爱哭的娃娃。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又会直接变成忧郁的成年人。通常而言，泪水和抱怨——我称其为“水的力量”，是中断合作、奴役他人的极为有效的武器。
其实，在爱哭娃娃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一种自卑情结。他们总是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十分脆弱，没有能力照料自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总想隐藏自己所念念不忘的超越他人的目标，隐藏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要高人一等的愿望。相反，一个爱吹牛的小孩刚看起来，似乎有一种优越情结，但如果我们研究他的行为而非言语，便能很快发现他所不愿承认的自卑感。
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不过是神经症患者有“狭窄小屋”的一个特例而已。如果一个人害怕认真地面对世界上的爱情问题，他就无法消除自己的神经症。如果他把自己局限于家庭的圈子里，那么他的性欲也会在这些限制中得以表达。这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从不正眼看最熟悉的几个人之外的人。被母亲宠坏了的儿童都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牺牲品。他们所受的教养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愿望就是法律，但他们从未意识到，在家庭范围之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情感和爱情。
我们在学校里看到的“后进”儿童，还有30来岁仍游手好闲、没有工作的人，以及逃避婚姻的人、过度疲惫、无法很好地面对白天工作的人，他们几乎都表现出一种自卑情结。这些自卑情结将阻碍他们在解决生活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将变得不健康，这在性特征上可以表现为手淫、早泄、阳痿和性欲倒错。总之，他们的生活方式将使正常人看起来是那么错乱。
其实，这种不良的性特征往往是由于他们在接近异性时的不自信而产生的。如果我们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呢？”那么结果，我们却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甚至还有比常人更高的目标。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显然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他们的目标过于野心勃勃，以至于根本无法实现。”而多次的挫败则会让他们愈加自卑。
实事求是地说，自卑感并没有什么异常，甚至可以成为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动力。正是因为我们觉得与现在的处境相比有差距，所以人们才努力改善我们的处境。例如，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才会懂得必须抓紧学习，并取得相应的进步。我们科学的进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无一不是与现实处境对比后的结果，进而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更加了解宇宙，更加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出发点来看的话，的确，人类的一切文化无一不是基于自卑感而产生的。我们不妨想象，如果有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员访问我们的星球，他肯定会下这样的结论：“这些人类啊，建立各种机构组织，奋力争取安全感，筑屋顶来避雨，穿衣服以保暖，修街道来方便交通，显而易见：他们自觉是地球上最弱小的生物。”
诚然，若与大自然里很多生物相比，人类确实是弱小的。比如说，我们没有大象雄壮的体格，没有老虎的威猛，没有豹子的速度，甚至不能像猴子和猩猩那样敏捷地跳跃于不同的树之间。正是因为人类缺乏某一方面独特的天赋，所以人类才必须合作起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赖以生存的星球上生存。
一个人在幼儿时期极为柔弱，如果没有成人的保护，几乎无法生存。每个人都是从儿童走过来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切身地体会到合作的重要性。小孩子与大人的合作，配合大人对自己的培育，才能健康地成长。倘若没有这种合作，小孩子的成长就将成为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将来长大后，走向社会，若以渺小的个体来对比庞大的社会，仍然可以看出我们人类的渺小。
所以，我们只有合作，才可能更好地生活于这个世界上，乃至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假若一个儿童没有学会与别人合作，就难以从与他人的交往中发现自己的价值，进而陷入一种自卑。与我们的生活环境相比，生命短暂，身体虚弱，而生活的三大问题又要求我们必须得到更加完美的答案。事实上，我们常可以找到暂时的答案，但只要假以时日，我们就会不满足于曾经获得的答案，并开始有新的目标。实际上，不管我们在进行何种努力，我们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生存的环境而奋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或者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一个再没有任何困难的境界，那么显然，这样的生活会让人感觉枯燥无比。这就好比，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事前预知，都可以被事前计算出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中也就无所谓期望。事实上，生活中没有了不确定的因素，那么，这样的生活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实际上，生命的乐趣正是因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所以，我们活着，便是不断地把这些不确定的事情变得确定。任何结果，经由一定过程得来，才变得有意义，否则，便会让人觉得淡然无味。所以，生活中的挑战无穷无尽，这是我们的幸运。人之奋斗永无止境，我们总能发现或造出新问题，并为合作和奉献创造新机会。
与心理健康者不同的是，神经症患者在发展中一旦受到阻碍，常会陷入深深的焦虑感中。他们对生活中问题的认识处于很肤浅的水平，所以，他们常会觉得生命异常沉重。对于正常人来说，一旦遇到问题，就会设计出越来越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并不断地从中找到新的答案，最终，他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感觉和本身需要，充满勇气地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
追求优越的目标
每个人的优越感都各有特点，它依赖于个人赋予生活的意义。这种意义并非用言辞表达出来的，主要体现在其生活风格中。所以，心理学家一定要仔细推敲，学会辨别出隐藏在其中的含义。
其实，人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明了生命对自己的意义是什么。这种明了，并不是依靠精确的数学计算得出的，而是在黑暗中摸索、通过感觉获悉的。或许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依稀知道自己的职业目标，但这不过是生命意义的一部分。比如说，有个人想成为医生，但做医生可能意味着做许多不同的事。他可能不仅想成为某一医学领域的专家，还希望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为此，他积极训练自己如何帮助别人，并尽可能通过职业渠道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还经常发现，医生一般在儿童期就认识到了死亡的真面目。这种死亡让他们感觉到极不安全。或许在他们的身边，曾有亲人的去世，于是，他们今后的一个目标便是与死神抗争。基于类似经历的人，可能还会选择做一个教师。当然，教师可以分很多种，如果一个教师的社会感很低，显然在帮助别人的方面，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那些有高度社会感的老师才会平等对待学生，并真心希望为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我们在此要提出的是，教师之间的能力和品质大相径庭，因此，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显然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通常情况下，人们基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会为自己树立相应的目标。然而这些目标总是动态变化的。无论怎么变化，其隐藏的连贯性是持续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人格的统一性。这就好比，我们拿出一个规则的三角形，把它转到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形状，但不管这个三角形放到什么角度上来看，它始终还是同一个。
所以，我们绝不能对一个人说：“如果你这样做或那样做，你对优越感的追求就能得到彻底满足了。”实际上，我们对优越感的追求极为灵活。坦率地说，一个人越健康、越正常，那么当他的努力在某一方向受阻时，他就越能为自己的努力找到更多的新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神经症患者才会盯着自己设定的目标说：“我必须得到这个，否则我将一无所有。”
我们在看待别人对于优越感的追求时，在评价上一定要慎重，绝不能仅从个人角度出发来予以简单的评价。正如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孩子这样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期望：“我想成为上帝。”实际上，许多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想法。
此外，还有老师想把孩子训练、教育得像上帝一样。我们不妨将时光倒退回遥远的古代，其实在古代宗教戒律中，也有着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教徒必须把自己修炼得近乎神灵。我们所听到的“超人”这一观念，实则是“神圣”较为温和的一种表述形式。我们暂且不说别的，只说一下尼采。他疯了之后，在给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署名自己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尼采在这里就表达了要塑造自己为耶稣的主观愿望。
实际上，一个人发疯后，就会毫无顾忌地为自己树立起成为神这一优越感的目标，他们可能会声称“我是拿破仑”或“我是中国皇帝”。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希望能够持续地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甚至希望自己能够预知未来，具有超自然的力量。
其实，在宗教教义中，只有神才会永生不死，只有他才能历经世代而永存。在此，我并不想探讨这些观点正确与否，尽管它们都是对生命的诠释，都是“意义”。不容回避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这个意义，即成为神，变得神圣。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优越感的目标。
所以，一个人对于优越感的目标一旦确定，他所有的行动都会力争与这一目标一致。为实现其明确目标、这个人的所有习惯和行动都完全正确，无可非议。所有问题儿童、神经症患者，所有酗酒者、罪犯、性变态者，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反映了与为达到他们认为是优越地位完全一致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本身无可指责。如果他是在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就完全应当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例如，一所学校里有一个男孩，他在全班最懒。有位老师问他：“你的功课怎么这么差？”他回答说：“如果我在班上最懒，你就会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你从不注意好学生，因为他们从不捣蛋，功课又做得很好。”倘使他的目的是要引起注意控制老师，他是找到了这样做的最佳方法。想要改掉他的懒惰病只会无济于事：他需要懒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样看来，他就是完全正确，假若他不这样做，那他就是个大笨蛋。
还有个男孩在家里很听话，但显得有点愚笨。他在学校是落后生，在家又不机灵。他有个大两岁的哥哥，哥哥与他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聪明活泼，但因为鲁莽，老惹麻烦。一天，有人听到弟弟对哥哥说：“我情愿像现在这样笨一点，也不愿像你那样粗鲁。”我们一旦认识到他是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表现得愚笨实在可视为明智之举了。因为他笨，对他的要求也就低。如果他犯错，他也不会因此受到责备。从他的目标来看，他不显得愚笨才是傻瓜！
然而，直到今天，各种问题还都是通过对付病症而治疗的。这种现象不管是在医学上，还是教育上，个体心理学对这种方法是予以彻底否定的。有一个小孩算术不行，或学校对他的评语不好，但如果我们只注意这些细枝末节，尽力想对此加以改善，那完全没有效果。也许他想让老师生气，甚至想使自己被开除来逃避整个学校。如果我们不许他运用某种方式，他会找到新方法来实现目标。可见，我们必须深入患者自身，将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找到他表现行为的内在动机。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成年神经症患者，例如，假设一个人有偏头痛。要是这个人认为偏头痛对自己有用，或是自己需要的效果，那么这种头痛就会适时发作。通过头痛病，他可以避免去解决各种生活问题。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每当他被迫见识新人或做出决定时，头痛病就会发作。
同时，头痛还能帮助他控制下属、妻子或家庭成员。由此来看，我们怎么能期望他放弃这个好不容易发现的有效工具呢？实际上，从这个患者看来，这种痛苦不过是给自己进行了一笔聪明的投资罢了。
或许，有些大夫可以用药物治疗减轻他的病情，但是，如果他企图控制别人的目标不变，即使他最终放弃这种症状，那么，他还会再找一种症状来起类似的作用。这就好比，即使头痛病“治好”了，他可能还会患失眠症，或是另外某种新症状。只要目标不变，他便会始终患上一些病。
在我接触到的一些神经症患者中，有些神经症患者能以惊人的速度甩掉现有病症，并毫不迟疑地装出新病症来。他们可谓患神经症的高手，可以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戏目。这就好比，我在教室要来一把梯子，爬上去，蹲在黑板顶上。我想，任何人看到后，都可能会想：“阿德勒博士发疯了！真不知道他上那么高做什么！”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拿梯子做什么用，以及我为什么要爬上去，坐在一个如此不舒适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知道：“原来他是想坐在黑板上，因为要是身体不比别人高，他就会感到自卑。只有在能俯视学生时，他才会觉得安全。”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以为我疯得很厉害了。实际上，我就是用了一种极好的方法来实现自己明确的目标。如此一来，这个梯子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工具，而我爬梯子的行为也就显得可以解释了。
当然，要是有人能让我确信，我的这种做法的确是很低级的把戏，或者有人把梯子搬走，那么，我想还会踩上椅子来爬上去。如果再糟糕一些，我的椅子也被拿走了，我就会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往上爬。在这里，只要我内心的目标不改变，那么这种惊人的举动就会发生，或许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帮助那些为了追求优越感而误入歧途的人呢？这里的一个关键点是，要让这个人意识到，所追求的优越感是人所共有的。这样的话，才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于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以适当的方法对待病人，他们的问题就不是难以克服的。实际上，人类对于一切价值和成功的判断，都是基于合作。
没有人完全缺乏社会感，就连神经症患者和罪犯也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他们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脱，千方百计地把责任推给别人。从这些情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知道这一秘密的。然而，他们已没有勇气去过一种有用的生活。自卑情结告诉他们：“你不可能会与人合作。”他们避开生命中的真正问题，而与虚无的阴影搏斗来肯定自己的力量。
此外，在人类的劳动分工中，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目标。或许每种劳动分工都多少有些小错，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合作需要很多各不相同的长处。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的优势可能是数学；另一个儿童的优势可能是艺术；至于第三个，可能是体育。当然，也会有很多儿童意识到自己不同的缺陷。
比如说，一个消化不良的儿童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问题主要是消化不良，那么他的兴趣可能就会转向食物，这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于是，他将来可能会成为一名厨师或营养专家。由此可见，人在发展中，一种自卑感的存在总会有相应的补偿萌生，并用于弥补他的缺陷。
当然，如果一个人的优越感与一种高度的社会感相伴随，那么他实现的目标必然是令人欣喜的。因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结果并不仅仅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造福更多人，甚至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