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生日那天，我恰好在伦敦。规划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馆打发一整天。
大英博物馆的主展厅不定期会有展览，那一天的展览名叫“livinganddying”：长长的展台，铺满了各种药丸和医疗器械，每一列都隶属于最下面标注出的一个个主人公——这里陈列着已逝去的人们自认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时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后时刻的面容。
看着这一张张面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经离世的父亲，他恰是在三十岁那年有了我这个儿子的。
我当时来来回回地阅读这展览上的每张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当时的父亲应该也和三十岁的我一样，已经度过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经帮他剔除掉天真的虚妄，岁月也悄悄开始把他的脸捏出折痕，当时的他应该已经和真实的世界迎面撞上。他是否已经找到办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讲和？他如何理解这个朝他的人生扑面而来的新生命？后来的命运如何潜伏在父亲周围，然后一点点把他最终捕获……
我才发觉，我其实不认识父亲，即使我们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严格来说，我只是知道他的人生，只是知道他作为父亲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参与的故事，我没有真正地看见并理解他。
而认识到这一点，让我异常难受。
我常对朋友说，理解是对他人最大的善举。当你坐在一个人面前，听他开口说话，看得到各种复杂、精密的境况和命运，如何最终雕刻出这样的性格、思想、做法、长相，这才是理解。而有了这样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见”那个人，也才会发觉，这世界最美的风景，是一个个活出各自模样和体系的人。
显然，我没能“看见”我的父亲，也已经来不及这样去看父亲了，他已从我的生活中退场。我开始担心，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错过更多的人。这惶恐，犹如一种根本的意识，就这么植入了内心。
从伦敦回来的一个月后，我试图以仅有的记忆建构一篇文章，尽可能地去寻找父亲，抵达父亲，看见父亲——便是《残疾》。这是挽留，告别，也是对内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从那篇文章开始，生发出一种紧迫感：我应该看见更多的人。这是对路过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这也是和时间抗衡、试图挽留住每个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还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过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参与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本身。
也从那时候开始，写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须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时候才恍惚明白写作的意义——写作不仅仅是种技能，是表达，而更是让自己和他人“看见”更多人、看见“世界”的更多可能、让每个人的人生体验尽可能完整的路径。
这样的认识下，写作注定是艰难的。
在正式从事媒体工作之前，我是个文学青年，之所以做媒体，最初的原因是为了养活自己，同时暗自怀抱着的目标是：以现实的复杂锻炼自我的笔力，然后回归文学。在做媒体的这十一年，我写了二百六七十万字的报道，这让我明白，媒体写作另外有复杂宽广的空间，也让我自以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笔力，可以面对自我，面对我在乎的一切人。
然而当我真正动笔时，才发觉，这无疑像一个医生，最终把手术刀划向自己。写别人时，可以模拟对象的痛感，但最终不用承担。而在写这本书时，每一笔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过我敲打的一个字句，直接、完整地传达到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许这才是写作真正的感觉。也才理解，为什么许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从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写起：或许只有当一个写作者，彻彻底底地解剖过自我一次，他书写起其他每个肉体，才会足够的尊敬和理解。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从自己的骨头里抠出来的。那些因为太过在乎、太过珍贵，而被自己刻在骨头里的故事，最终通过文字，一点点重新被“拓”出来，呈现出当时的样子和感受。我是在写《母亲的房子》的时候，才真正看见并理解，母亲那永远说不出口的爱情；在写《皮囊》时，才明白阿太试图留给我的最好的遗产；写《我的神明朋友》时，才知道人是需要如何的帮助才能让自己从情感的巨大冲击中逃脱……这次的写作让我最终尽可能地“看见”我想珍惜的人，也让我清晰地看到，藏在人生里的，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这是我认为的“写作的终极意义”，这是我认为的“阅读的终极意义”。我因此多么希望，这本书能帮助或提醒读者，“看见”自己，“看见”更多人。
以这本书献给已经离世的父亲、阿太，献给陪伴着我的母亲、妻子、姐姐和女儿。
我爱你们，而且我知道，你们也那么爱我。
蔡崇达
2014年11月11日
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
——马塞尔·普鲁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