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柯眼看众亭户已经做好了心里准备，便当众宣布道：
“既然要出一千壮丁为团结兵，那便要问问由谁来充当了，现下徐浦场共计三千四百七十九户，其中两千六百五十户为预备亭户，其余均是在籍亭户，本官暂定从在籍亭户中抽四百丁，预备亭户中募六百丁。”
预备亭户们对这一比例并无太大意见，但在籍亭户们就有些不乐意了，为何自己被抽丁的比例更多？
“被抽丁所在户免去明年夏秋两税所需缴纳的食盐，全部按每斗二十文收购价收购。
若该丁战殒则家人可自净莲社领取五十缗为抚恤，还是预备亭户的全家皆可入籍；已入籍的亭户则可多领三十缗抚恤。
净莲社员应募，可提前一年获得社内支持独立建房居住，不必再住通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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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顾柯不紧不慢地说完应募的团结兵享有什么待遇时，入籍亭户们一下便没了意见，甚至开始警惕地互相打量起来，生怕自己在应募时落后了——以顾柯给出的优厚条件，不要说流民，就是他们这些亭户也很是心动。
在如今的唐朝一条人命能换近百缗绢布还能换来一座砖房，尽管这样说很是残酷，但对他们而言简直不能更划算了，只靠自己努力劳作，只怕五十年都不一定能积累这么多财富。
更不用说只靠自己建一座坚固的砖房了，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还得不遭遇大的天灾人祸才行。
对于唐朝的底层民众而言，用命换钱就是最真实的生活写照，能够给家人换来更好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糊口续命都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了。
自己能遇到顾柯这样慷慨公道的东主更是三生有幸，大部分权贵甚至连卖命钱都不想足额支付。
解决了亭户们的后顾之忧以后，更大的问题便是该以何种方式选拔团结兵呢？
这一点顾柯也早有准备，他指着以徐浦场净莲大社为起点，华亭县青龙港为终点的这条新修大路说道：
“两日后，应募壮丁到净莲大社门前集合，沿大路行至青龙港码头，用时三刻钟以内者视为通过初选，只取前一千六百名。
通过初选后便无需再参与制盐劳作，专心习武，强身健体，熟悉金鼓，认识号令，至来年清明时通过二轮筛选者便可入选为正兵，余者为辅兵。”
让应募者通过长跑来完成初步选拔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比起搬石锁，开铁胎弓之类单纯测试力量的办法而言，更能直接体现士卒在长距离行军中的素质，而长距离行军能力对于一支新军而言，重要性要远大于其肉搏的技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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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的战争中，超过九成的时间都会是枯燥而艰苦的行军，以及各级军官为了保障后勤而绞尽脑汁做出的种种努力。
故而一支军队忍受长距离行军的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在战争中生存到最后，而不是在迎战敌军前便因为行军的艰苦而筋疲力竭，或是因扎营不当爆发瘟疫而失去战斗力。
尽管宣称只招募一千名团结兵，但为了补员和后勤考虑，顾柯还是多募集了六百名壮丁，而辅兵的对应待遇按正兵的七成计算，主要自预备亭户和流民中募集。
亭户们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大路，估计比较了一下自己的体力极限后，暗自决定在正式选拔前练习一下长距离慢跑，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丢人现眼，万一连初选都选不上，回到家里恐怕会被家人好生埋怨一番。
而对于亭户们对自己应募过后，徐浦场少了这么多壮劳力该怎么维持原本的食盐生产，甚至扩大生产规模的问题，顾柯也有办法：
“先前修筑从徐浦场到青龙港码头的大路时，净莲大社和鼎新社便尝试了完全使用雇佣短工来完成工程，事实证明此法完全可行。
故而在本官前往润州赴曹公官宴时，鼎新社也会将募工的消息传至浙西各地，招募流民丁壮前来徐浦场做工，每日薪资待遇与筑路时相同。
募工都按徐浦场的工序进行分工，只负责重体力劳作如提取卤水的工序，精制白砂盐仍由在籍亭户完成，不可对外泄露，否则必遭阿弥陀佛降罪！”
再次警告了亭户不准擅自泄露他传授的制盐法后，顾柯敲定了年后徐浦场制盐业继续发展的方针：
更充分地利用雇佣工完成简单工序，把原来的亭户转化为掌握技术的匠人，徐浦场的护卫或监督雇佣公的监工，把徐浦场发展成一个简单的制盐手工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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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不要以为这种模式在唐代是超越时代的“发明”，因为两税法改制以来，朝廷不再平抑土地兼并，破产失地农户数量与日俱增，不得不进入城市或在城市之外的市镇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两税法按户等高低和资产多寡分级征税的模式等同于取缔了人头税和徭役，而这也造成了当下民户中每户人丁数量相较于均田制还未败坏时代的普遍增加，几乎达到了人均六口的地步。
大量失地农民开始从事雇佣劳动补贴家用乃至经营小手工业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关于这一现象，唐人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农夫经商的记载：
如《玄怪录》卷二《尼妙寂》讲元和年间一个叫尼妙寂的村姑替父、替夫报仇的故事，她的仇人申就是一个亦农亦商、从事多种经营的民户。
贞元年间李翱在进士策问中对当时农民经商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
德宗朝名相陆贽也云：“商农工贾，各有所专，凡在食禄之家，不得与人争利。”
尤其在地狭人稠的江南，早在八十多年前的唐德宗贞元年间，华亭县所在的苏州西去三百余里，便是太湖西南岸的湖州，其中有顾渚山的制茶工坊和茶园贡院，雇工数万，雇佣时间更是长达数月：
“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而穆宗长庆时期，京畿至周至县：“三署移民，游首其间，市闾杂业者多于县人十九，趋农桑业者十五。”
文宗大和年间时则有“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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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大和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
而长安、洛阳、广州等巨型城市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种花为业的花农，宣宗大中年间司马扎所写《卖花者》诗对花农的生产经营作了描写：
“少壮彼何人，种花荒苑外。
不知力田苦，却笑耕耘辈。
当春卖春色，来往经几代。
长安甲第多，处处花堪爱。
良金不惜费，竞取园中最。”
宋代的《太平广记》中《岳州人》也记载：
“唐咸通中，岳州有村人，涸湖池取鱼，获龟犹倍多，悉剜其肉截龟板，至江陵鬻之，厚得金帛。”
陆龟蒙在《江边》诗中记“苏州某菜农种菜达十亩之多”。
由此可见，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种植业，纺织业、制茶业、矿业等需要劳动力较多的行业。而且资金有限，经营的区域比较狭小，仍旧持有轻商惧富的心理。
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民家庭中仍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但相对均田制下的农村来讲，商品生产和交换已经是大为发展了，并且为后来宋代的商业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唐亡之后混乱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和唐亡前空前血腥的兼并战争，或许这种繁荣会来得更快。
故而顾柯大量采用雇佣工来为官府盐场工作反倒是相当符合时人认知的合理做法，只不过是换了个行当，只要他能出得起钱，亭户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只会乐见其成。
顾柯见亭户们已经开始热烈地讨论两日后的长跑选拔，有些人还不服输地互相打赌看谁才能通过初选，心知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便笑着宣布今日的法会已经结束，亭户们可自行离去。
随即便扶着“身受重伤”在榻上躺得已经腿麻的二兄顾博往后院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