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悄然而逝，不知觉间，开宝二十二年中秋已然临近了，又是一年佳节，东京城内各处，已然遍挂花灯彩带，满城都释放着喜悦的气息。 风波过后，便是平静，随着西北叛乱的平定，大汉就像闯过了一劫，逐渐安定下来，日子照过如常。但是，只有身处其间的人，方才明白，比起过去，士民们的生计已然有了深刻的变化。 最明显的，自然是那逐步抬升的物价，当初的粮价风波，虽然在朝廷的打压下控制住了，但是时有反复，在三十文上下波动。 朝廷为了有调整的余地，也未像过去那边，固定粮价，定死一个指导价格。这也就导致，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官府几次向市面上放粮，也平抑制粮价。 抬升粮食价格，以惠及农民，是朝廷为了缓解农事矛盾，消解农民怨气，鼓励生产，是一道必须执行的政策。但是，若是城市粮价涨得太狠，导致失控了，也不是朝廷乐意看到的。 因而，如何控制其中的那个度，朝廷也是颇费心思，过去的半年多，也是时刻关注着，一旦有过头，便立刻出手干预。 也就是朝廷过去积攒甚丰，有足够资源可供调配，方才保证了一段平稳的过度期。然而，对于东京的士民而言，生活成本的提高是显著的。 这涨价的，可不只是粮食，连带着盐茶、糖酒、酱醋、肉食、蔬菜，等一系列生活物价，都跟着上涨，造成的结果便是，城市百姓的生计开始艰难了，像东京这样帝都，则更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居大不易”。 当然，东京作为帝都，基本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社会要安定，市场要繁荣，同时，充沛丰富的各类资源供应，形成了规模效应，价格上涨一些，但比起此前斗米五六十文的时候，还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何况，帝都的生活水平本就较高，各种机会也多，赚钱也更多，这才维持着一个基本平衡。但京城之外的城市，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东京、洛阳的米价在三十文，其余城市就升到三十五、四十、五十文，且城市越偏越小，交通越困难，物产越贫瘠，价格就越高。而对这些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但要做到彻底的控制，几无可能。 说起来，还是过去，为了供养城市，对农民压榨太狠，吸血太多，如今为了拨乱反正，缓解矛盾，又生出新的问题罢了。 仅东京城内外，常驻人口便达百万，过去，刘皇帝也曾沉浸在这种壮观之中，但繁荣的背后，也酝酿着危机，如此众多的人口，想要供养，每日消耗的物资是海量的，这其中的代价显然是不轻的。 而天下不只一个东京城，还有洛阳、太原、幽州、大名、江宁、杭州、成都等大小城市，而这些地方，与东京的本质，也是相同的。 大汉的城市，说到底，还是消费型城市，为了供应这些城市，吸取的，自然是全天下农民的血汗。没有强大的生产力保证，没有充足的物资供应，一切繁荣，也都只是假象。 过去的几十年，天下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中，社会层面上也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商业日趋繁荣，城镇手工业空前发达，但这也是要建立在充沛的物资生产上的。 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资供应，也是最基本的事情。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根本的问题上，遇到了危机，不论商业有多繁荣，但大汉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农业国家，全天下九成多的人都是农民，农事若不稳，帝国何以安。 从皇帝到官僚，往往只看得到城市的繁荣，却总是忽略农民的贫苦，并且也习惯了向他们索取，当然用压榨要更合适些。 而过去的这些年，城镇士民，之所以能过得那般滋润，也是建立在朝廷想方设法提供充足的价格低廉物资的基础上。 此前，朝廷痛下决心，推动物价上涨，也是因为终于发觉了其中的问题，感受到了供养那么多城镇居民的压力，通过此法，施恩农民，缓解过去大造铜钱带来的币值问题，同时也有赶人的想法在里边。 对于绝大多数在城镇中讨生活的平民而言，生活成本提高，生计艰难，待不下去，回农村便成了一条出路。 在朝廷的勉力维持下，轰轰烈烈的价格闯关，基本算是成功了，但是时间尚短，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不过，有些问题，已然显露出来了。就眼下看来，赶人的目的并未达成，以东京为例，生活成本的提高给绝大多数士民带来的生计上的难题，但是，因此而逃离京城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对于在城市中待久了的人，想要让他们重回乡里，从地里刨食，显然也不那么容易。且不论如何，在城市中，机会更多，赚钱更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物价的提高，也只是生活水平下降罢了，而城市的繁荣，也不是乡野农间能够比拟的，这种差距，也能让许多人忍受城市中的贫苦。 而大汉百姓们的忍耐能力，从来都是惊人的，不只是农民，城市中的那些士民、商贾及手工业者，也是如此。 但是，生活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过去的几个月间，各地城市的治安情况明显下降了，犯罪活动明显增多，就是东京城，也屡发恶性案件，开封府的差役判官们，都陷入了一片忙碌之中。 同时，此前太子刘旸巡视时察觉到的贫民坊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剧了。开封府尹刘继昌花了些力气整治，但效果十分微弱，并且，随着治安问题频发，他的精力也被转移了。 过去的几个月，开封府受到的弹劾与责难，也增多了，刘继昌一度压力巨大的。所幸，由他倡议并实施的开封府“惠农新政”，终于推行开来。 这与朝廷目前重点关注的“三农”问题十分契合，而由开封府拨款，再加上东京“名流贤达”们踊跃捐资，足足筹集近三百万贯钱，用以给开封府辖下诸县的农民农业进行补助，同时修路、通渠、铺桥、建水库，也暂时分流了一批城市劳力。 有这项功绩打底，朝廷中给刘继昌站台的人也就多了，从太子到政事堂的大佬们，对开封府的表现，都挺满意，再加上刘继昌的身份在那儿，他这个开封府尹的位置，坐的还算稳。 历来，首善之区的主官都不好做，但刘继昌自觉，他这个开封府尹，是历任之中最难做的，遇到的问题也最多。几十年发展积累下的矛盾，似乎都在他的任上，慢慢爆发出来了。 凡事矫枉忌讳过正，但在事实的处置上，往往都是过正的，因为只有过正了，效果才能显著。在朝廷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问题，施政重心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缓解城市与农民供应需求矛盾之后，朝廷之中，又不可避免抬头一种声音。 有不少官员，陆续上奏，希望朝廷能打压商业贸易，让朝廷回到“重农抑商”的正道上来。对于这种因噎废食，想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中枢自然是要打压的。 无商不活的道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然得到了充分验证，而商税的大笔进项，也足以坚定朝中权臣们的意志。 重农是根本的，但兴商也是必要的，这也是基本国策。然而，里里外外的杂音，来自各方面不那么良好的情况，也让朝廷纷扰不断。 为此，在七月份，赵王刘昉携平叛功将还朝，进行榆林平叛总结，做完定论之后，太子刘旸便召集群臣，就农与商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以此统一思想，坚定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 治国就是这样，矛盾不断，问题丛生，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庞大的帝国，问题就更多了，但不论如何，大局还是在掌控中的，帝国的基本统治依旧是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