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开封，迎来了最美好的季节，万物丰茂，茁壮成长，空气中都仿佛充满了希望的气息。对东京士民而言，比较喜悦的是，持续走高数月的粮价，终于缓了下来。 从去岁冬开始，东京的粮价便开始逐步抬头，原因有二，榆林叛乱是一方面，大量粮食被西北战事那个黑洞所吞噬，。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去年异常的气候，大面积的霜冻导致全国性的歉收。 大汉的粮价，向来稳定，在这方面，管控得很严，过去也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自开宝元年开始，二十余年间，东京斗米粮价只涨了五文。 即便在去年秋末，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不足二十，粮价的上涨幅度，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 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粮价越低，农民收益就越低，日子就越难过，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 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城镇化的大发展，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 开宝已然二十又二，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时间则要更长。而长时间的康平，除了带来稳定，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 过去，不停的对外战争，高昂的军费，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土地兼并，勋贵当权，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这些都是大汉进入“开宝盛世”后，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并且因时因势调整。 其中，有的缓解，有的改良，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但起码得到了遏制，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 而农民问题，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保证农业的产出，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 从开宝元年之后，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比如逐步削减丁税，到开宝十五年之后，已基本取消了丁税，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 然而，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尤其对农民而言，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有涨有减，但整体而言，幅度并不大。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 然而，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有的道州甚至更远，二代、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也难以感同身受，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自然难以称心。 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但是日子过得如何，他们心中也明白，而事实上是，过去的二十年，他们过得并不轻松，并且越来越困苦。 仅一个夏秋两税，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铜钱收取之后，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 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为了缴税，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换成铜钱，用以交税。 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这方面的问题，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并屡遣御史监察，严厉处置，然而再严厉的手段，再完善的法律，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 同时，铜钱在不断贬值，粮价却难以提振，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 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限制土地买卖，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如此，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 但是，如此也仅仅是遏制，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即便代价高些，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 而在近十年中，大汉各地，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有贵族，有官僚，也有商贾，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前，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些人，无地无产，或者失地失产，为了生计，不得不赌命冒险。否则，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即便利益再诱人，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 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朝廷不是不知道，更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至少，在丰年之际，还会由财政出钱，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用以官仓储备。但是，于整体而言，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然而这个办法，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在灾年时期，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赈济。 而以上两点，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鉴于此情，不论是刘皇帝，还是政事堂，都已经意识到，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否则任其发酵下去，矛盾爆发之际，难免产生动乱。 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即便以朝廷的实力，不会被轻易掀翻，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需要竭力避免。 事实上，早在赵普卸任之前，就已经在筹谋，改变农业政策，让利于农民，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农民。 当然，减税这种事情，是不能轻易实行的，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但是，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 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导致粮价不断抬升，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到三月底，则到六十，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 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哪怕反应慢些，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 过去，当粮价不稳之时，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用以平衡，但这一次，并没有贸然行动，而是一直按捺着，任由市场调节，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 就拿米价来说，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 如此一来，可苦了两京的士民，以及城市中的百姓，而农民则如降甘霖，粮价涨了，能卖出更多钱，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 当然，粮价过低不行，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这就不正常了，也不可能是健康的。因此，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士民生计受困，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满城怨声载道之时，朝廷终于出手，平抑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