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献纳云台表，功名良可收。
金陵府，古老的六朝故都，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如今这古老的金陵府城正在演出崭新的一页。纪元历1853年7月29日，天国圣军攻克了金陵府城，一月之后也就是在9月1日这一天，天帝龙廷枢带领着天国中枢成员来到了金陵府，随着中枢的到来，这金陵府成为了新政权的都城，金陵府城迎来了他的新主人。一时之间，金陵府城繁忙起来，每天都有各地的信息战报汇集在这里，同样天国的政令军令也从金陵府发往各地。
金陵府两江总督府，这里已经改为天国的行政总部的所在地。一月之前的金陵府夜战留下的血迹早已经被清洗干净，并对城内的道路、城墙进行修复，现在的金陵府城已经恢复了正常。两江总督府位于金陵府城的东南侧，前方对着太平门延伸而来的太平门大街，左侧是金陵府内城的西华门，右侧是碑亭街、后方是西华门大街。
总督府内青砖青瓦的房屋，九月的江南依旧是绿意盎然。总督府大厅，现在已经改名为行政大厅。虽然是早上，这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了。
龙廷枢走进了大厅，叫上大厅内的岳启庆和顾连城走向了左侧的走廊。岳启庆、顾连城和梁正章算是他们先知集团里面最熟悉这个时代的三个人。梁正章还在武汉府主持两湖以及江西的政务，金陵府攻克后龙廷枢带领一部分人先行来到了金陵府，其中就有以上两位。
龙廷枢走到一处小亭：“今天来找你们两个人给我上上课，补一补我的知识。”天帝龙廷枢已经逐渐适应自己的角色，他现在不需要考虑训练士兵，带兵打仗，执行任务等等。一个部门有一个部门的主管负责，一个连队有一个连队的主官负责。他不会去枪炮局指点技术工人怎么来改进枪支，不会去造船局去指点造船工人怎么设计战船，不会跑到炼钢厂去指点工人怎么改造锅炉，不会去跑到松江府去和外国的商人洽谈贸易。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他这个角色需要去做的事情。龙廷枢不是神，他也没有超能力，不能做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有他指点主导。
作为先知集团的最高领导人，作为这个政权的最高负责人，摆正自己的角色以后，龙廷枢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层面的事情，龙廷枢现在就是在认真思考这个国家，这才是一个国家负责人需要考虑做的事情。在认真的思考这个国家之前，他要先做到足够的了解这个国家的现状，以及这个国家那个时空走的弯路和教训，从中吸取教训，决策出正确的道路方针。这才是一个决策者应该做的事情。
他需要做的是将自己手中的各类资源利用好，将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去。
岳启庆和顾连城对视一眼，两人对龙廷枢并不是很熟悉，在那一个时空处于不同的部门，不同体系的人员，平时也没有任何的交集。来到这个时空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接触的。岳启庆原来是在地级府的官员，后来调到经济部门任职，后调到x基地担任基地的行政管理工作。
顾连城曾在外交部工作数年，后调到秘书处任职，这次是去x基地了解基地的科技研发等项目的进展情况。本来是和岳启庆一起回来汇报工作的。谁知中途出现意外来到了200多年前。
既然**开了口，岳启庆理了理思绪：“现在我们处于的时期是一个国家的十字路口，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主要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大家都知道在东胡王朝，在中期设置的军机处将封建**集权推上了顶峰。看似高度集中的**集权，其实弊大于利，又受限于交通、通讯的落后，行政效率如何上的来？而行政效率低下、**监管乏力。
地方官员并非世袭，自然认为，跑大老远当一轮官，我干了啥皇帝不知道，皇帝想干啥我不说老百姓不知道，我不乘着任期捞上一笔银子，能对得起自己吗？于是流官各种公然鱼肉百姓成为普遍现象。反而本地乡绅一般都会维护乡里：土生土长，祖祖辈辈都在这里，不维护好、一旦祸害了最后苦的还是自己。”
龙廷枢没有说话，对于这些他确实不够了解，自然做一个聆听者。
岳启庆拿起石桌上龙廷枢刚刚倒上的茶喝了一口：“朝廷、地方政府、乡绅、平民的利益都不一致，朝廷权利最大，可以直截了当的享受最大的利益，但是辐射范围从京城出发迅速衰减；地方政府在地方权利较大，离京城越远占比越大，偏远地区地方政府就是土皇帝；乡绅享有一定权力；民众最苦，前三者的利益都是由民众创造的，而古代农业社会加政府强行引导，利益主要是土地利益，于是前三者都会或快或慢地夺占平民的土地，土地兼并、与民争利，造成社会根本性的动荡。
这种矛盾在**集权制度和客观条件都没有被彻底更改之前，无法被解决，只能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爆发出来，被剥削的民众、底层士绅和少数上层官员推翻前一任朝廷，对被兼并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同时战乱削减大量人口，然后再开始从新进入上述循环。”
岳启庆说的话可谓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前东方帝国内部的病源所在，这才是龙廷枢需要了解的。找到病根之后，就要考虑用什么方法来医治。
龙廷枢听后看了看自己手中的茶杯：“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社会矛盾任何朝代都有，怎么样来解决当下的矛盾是天帝龙廷枢所关心的。
岳启庆掸了掸自己的衣服：“有是肯定有，但是要一步一步的来。比如说随着工业革命，基础建设逐渐完善，交通和通讯问题得到解决，行政效率大幅提升，**对地方监管能力大幅增强，进而增强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削减了地方官员和乡绅乱政的机会。但是依然不能完全杜绝，所以依然会滋生**之类的问题，间接地对民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因此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各国的政府只要不乱搞，一般都比较稳定。”
岳启庆继续举例说明：“古代很多小国领土狭小，君主的政令甚至可以直接传达给最基层的农民，所以古代欧洲很多集权制的小国。但是大一些的比如英法奥之类的国家，都得依靠分封制实现统治，国君只能直接统治首都等少数几个采邑，全国大部分土地依赖世袭大贵族统治，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基建逐渐完善，才开始出现较为统一的大国。在这之前的集权政权都不长久。比如法兰克当政时是靠着他本人的高超能力搞的**，但他一死国家立马被改换为分封制，罗马帝国一开始也是**制，等凯撒、奥古斯都之类的个人能力爆表的大帝一去，国家立马动荡不安，事实上他们在的时候就不安宁。
在这个时期东方遭遇到西方的挑战而被迫向西方开放际，东胡王朝同时面临天国及其他国内反对力量的冲击。在本世纪初期，也就是五十多年前，世纪之交，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反东胡力量不同的是，天国建立起长达十几年与东胡王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在东胡王朝拼死自保的挣扎中，军事权力前所未有地落到了南方汉族政治势力手中，这导致东胡末年上层统治集团的权力再分配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化，在脆弱的东胡族、汉族共治体制下勉强维持的上层统治集团由此分裂。
笼罩在东胡族、汉族矛盾背景下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决定当时的华夏在根本上无法实现，那种西方民族在民族主义感召下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来应对西方的挑战。
华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把握与西方交往的主动权，而适时地将条约体制引向对华夏有利方面的机会，不能象日本那样完成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改，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华夏最终只能被动地接受外力影响造成的既成结果，国势日趋衰败。”
在岳启庆看来帝国所处在的这个十字路口，只有一条路能动黑暗走向光明，而他们必须在充分的分析论证以后，找出这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在那一个时空，对于西方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对华关系的“条约体系的最终建立”。自此之后，英国的对华关系转向主要以合作政策取代炮舰外交，而这种合作政策的主旨，是渐进主义政策，即帮助**政府改革华夏的行政管理使之近代化，同时期待**政府训导和规范地方政府，实施条约并为外国人伸冤。”
将自己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手上，根据别人制定的规则来玩游戏，吃亏的肯定是自己。哪一个参与制定规则的人不是将利益倾斜向自己，表面上满口的公平正义，实际上暗地里做的是肮脏不堪的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