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并非不愿大举北伐，一战而定天下，但也有诸多的不得已。这不仅是他独自的看法，朝中不少大臣与有识之士皆认为时机未至，每当形势紧张时，应节严甚至几次入宫劝他不可轻信人言，万勿轻举妄动，千万不可因一时之气而冒险。而他也非糊涂之人，深知其中的危险，当前非是北伐之时。
首先从政治上看，自收复江南之后，赵昺对叛官和附敌者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其中不乏士人阶层。使得江南士人阶层认为他太过残暴，苛待士人，从而心生不满。接着便是陈宜中谋逆案，又有一大批江南士人被镇压，还牵扯到行朝中的一部分官员。其后又借与吴家大婚对江南官僚世家进行了打压，导致江南士人对他十分愤恨。
所以说现在江南政治局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却危机四伏。而在回复江南后，经历多年战乱的百姓也是民心思定，不愿意发动大规模战争。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里，战争怎么打？战争离不开政治。面对这种险恶的政治局面，战争还怎么继续？
再就是经济上的考虑，战争是要有经济保障的。“十万之师，日费千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经济困难也是难以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个极重要原因。
当前军队的开支是大头，现下禁军兵力有四十万之众，按照每人每人给粮三升，伙食钱五十文计算，就需要粮食一万两千石，以时价每石八百文计算，两项合计就达到近三万贯，这个数目只多不少，因为军官和水军的伙食费还要高于普通士兵，仅此一项每年就达到一千一百万贯。
再一个是穿衣和装备，当兵的总不能光着屁股空着手上战场吧！装备不必年年更换可以另算，但每人夏冬各两套军服，还有靴帽是不能少的，即便每套保守的算也要五贯钱左右，一年就是八百万贯。武器虽然不用年年更新，但是训练也要有损耗，需要时时维护，消耗弹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就是官兵的薪酬，现在实行的是募兵制，是要给工资的。考虑到当前的生活水平，一个三口之家月需六贯才能维持生活，所以赵昺将新入伍的士兵薪酬定为每月六贯，随着其服役年限的增加，到七年退役时最高可得十二贯。而军官也会随着职务的晋升而增加，最低的队正起薪是十贯，而最高的枢密使可达三百贯，所以每年薪酬开支最少也要四百万贯。
但是这些仅仅是最基本的开支，每逢重大节日和国家大事要赏赐，作战要有战时补贴。受伤、牺牲要有抚恤，退役要给补助金。而这些仅仅是人头费，每年的开支就达到二千万贯之多。另外武器和装备更新也是大头，且需要进行储备，以备战时损耗。今年还没有过完，赵昺投入到军器监的钱就已经超过五百万贯。
除禁军之外，还有厢军近二十万，他们的待遇和武器装备上虽然要少于禁军，但也不是个小数目。为了防止泉州军背国投元的事件重演，赵昺也将厢军所需列为由朝廷供给，而不是由驻地州府负担，每年也需要费用在千万贯左右。
所以当前就是维持这样规模的军队，每年朝廷花费就要在四千万贯左右。而有的人会说，反正闲着也会花费这么多钱，何不出兵征战，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说不定还能赚上一笔。
有这种想法的人，赵昺只能说其脑袋让驴踢了，战争一起可以说无人能置身事外。和平时期，军队的额外的消耗无非是训练所需的弹药和装备更新。但是打起仗来，物资消耗就不是成倍增长了，而是成几何线性增加，伤亡更是不可避免，相应用于抚恤和治疗的开支也会增加。
战时征调民夫运输粮草，人家也并非是自带干粮白给你干活的，不仅要免除税赋，还要供给饭食钱，而他们也要吃饭的，每运一趟只民夫就要消耗三分之二的粮食。且由于路途艰辛，累病死者比之士兵也相差无几，同样也需要朝廷出钱抚恤。
这些还是花在明面上的钱，其中还有隐形的消耗，一般前方有一个士兵作战，后方就要数倍于其的民夫进行保障，动员的青壮也是十万计的。如此必然会影响后方的农业生产，导致土地荒废，国家的税赋也就无从谈起，可谓是有出无进。而这些还是在打了胜仗的基础上，若是败了，嘿嘿……国家基本破产了！
后人皆说宋朝是士人最幸福的时代，但是这种幸福是建立在丰厚的收入之上的。比起历代而言，宋朝的俸禄可谓相当优厚的。
一品宰相的话，在仁宗时期月俸有三百贯，禄粟百石，绫、绢、棉、罗若干，还包括百名仆人的衣粮以及薪篙炭盐等各种杂费，以及其他名目繁多的补助，这些换算出的薪饷已经相当不菲了。逢年过节，皇家祭祀，还可获得赏赐，包括金银绢缎等，折合成现金也颇为丰厚，有时比一年的俸禄还要高。特别是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规模最大，对国家财政和官员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拥有宰相职衔的官员毕竟是少数，在职也不过寥寥数人，国家还是养的起的。可即便是品级不太高的地方官，一般也有四、五十贯的月俸，绢绫若干，仆人衣粮等，并且有政府补贴给地方官作为报酬的职田，这部分职田还是减免税收的，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其实就是变相发养廉银。这么看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足以生活得十分滋润。
但是待遇也是分等级的，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和底层公务员的差距就非常悬殊。以县令到县簿这一级，俸禄约十贯到二十五贯，禄粟五至十石，再加上几倾职田，不过没机会有其他赏赐做补贴。这还是赵昺考虑到底层官员辛苦，又事务繁杂给提上来的，但生活上依然会有些拮据。
有些人肯定会说，普通百姓每月二、三贯钱就能生活的很好了，官员们怎么也不他们富裕，纯粹是无病呻吟。其实以赵昺来看大部分官员日子还是很拮据的，当然要比普通百姓相对要好些。其中缘由还是和科举考试以及家族制度的盛行有关。
科举考试兴起之后，门阀政治转向官僚政治，大批出身贫寒的士人走进仕途。宋朝之前，官员多出身于门阀士族，有家底，无须考虑俸禄来养家糊口。宋朝官员的家庭成员与现在是不同的，官员普遍家底薄，负担重。现在基本上是以小家庭为主，即使算上双方父母，每家最多也不过十人，而宋朝聚族而居的观念比较盛行。
因为科举及第者，在大家族中处于相对显赫的地位，可以享受官府的种种优待，有诸如免除服役，官户所交田租有所减轻等等福利，所以同族中的其他人更加倾向于和他一起居住。打个比方说，宋朝之前的官员，是官二代官三代，不指望工资过日子。而宋朝的官员，是凤凰男，一个人挣钱家人一起花，即使收入不菲，也经不起这么多人分。
不过这些都是有品级的正官，下边还得有人办事，这就是胥吏了，他们的数量基本上与正官的数量相比是十比一，数目极其庞大，他们也要养家糊口过日子。而世上根本没有既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的好事，当然也要给付薪俸，否则谁替你跑腿办事。
当前赵昺一直对冗官之害保持警惕，当下朝中有官员不过千人，地方各级官员在万人左右，而胥吏也在十万人之内。看着不少，但与过去大宋四、五万正官，二、三十万的胥吏相比已经是大大减少了。但即便如此，一年俸禄的支出也在千万贯左右。这还是队伍比较年轻，将来还要有致仕、赋闲的官员要养，同样是一笔大的开支。
而开支的另一个大头就是皇室，当下赵昺例行节约，老婆都不敢多娶，亲戚也不敢多认，出门更是轻车简从。但是维持整个皇家的门面和正常运转，开支也是以百万计的。来日等穷亲戚纷纷上门讨封，那时候钱就如流水般的花出去了。
此外国家不止是养兵、养官和养皇帝，还要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兴修水利、修桥补路、赈灾救济，抚恤贫苦等等都是要花钱的，一年下来这钱也不是小数目。去年，赵昺大规模的修复沿江城池，巩固边防花的钱都无法计算，他估计平常年份这些支出也不会少于千万贯。
所以说要保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一年下来最低限度也需要四千万贯的财政收入，而朝廷一年的收入又有多少呢？要知道现下赵昺占据的国土尚不如南渡之初，少了两淮和川蜀地区，而这两处历来是朝廷重要的税赋来源地，加上收复江南之初又免了许多地方的赋税，因而正赋的收入他预估也就在五百万贯左右，远远无法维持朝廷的运转。
收入的大头还是茶、盐、酒、坑冶、榷货、籴本这些专卖及商税是大头，赵昺预估能在三千万贯左右，他觉得这其中尚有潜力可挖，因为南宋最高的时候商税曾达到过六千万贯之巨，当然这是在苛捐杂税如牛毛的基础上。所以要达到这个数目还是要进一步发展工商业，扩宽税赋渠道。
另外一个重要的税赋来源就是市舶司的关税，在赵昺的大力扶植下，海贸再次兴旺起来，他估计全年各个港口收入的关税收入可达到一千万贯强。再有就是上供紬绢丝布合本色及其他杂税等有二百万贯左右的收入。几项相加大概就在六千万贯弱，勉强能够实现收支平衡。不过今年两场局部战争开打，财政平衡就会被打破，出现赤字基本上已经成了定局，而窟窿朝廷一定会甩给赵昺，由内藏库买单。所以说大宋能否有结余都在于他剩了多少钱。
而此次赵昺用兵江北，欲夺取川蜀和扬州绝不是意气用事，也是有着深层次的考虑。我们都知道在边境地区一般都会划分出战略缓冲区。以该区域作为迟滞敌人进攻，为我方组织反攻提供准备时间的弹性防御地带，即使其本是沃野千里，可能的发展也完全不在考虑之内。
因为从这些地区终将沦落为作战区域看，任何尝试恢复生产的措施，反而都是不经济的。举个现实的例子，看看现在沿海经济圈中福建的发展历程，就明白在可能的战争威胁下，战略前沿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如何迟缓了。而当下紧邻长江的苏杭和太湖区域的常熟、无锡都是重要的粮食和税赋地，因而万不能将战火烧到这些区域，也就有必要通过反击保证这一经济带的安全，大有不得不战的意味。
所以说现在大宋的实力尚远远不够支撑长久的战争，而执意为之只能通过增加税赋，从百姓身上榨取。他们每年承受超出承受力的税赋，还要随时接受征召服徭役，甚至当兵参战，能受得了吗？如果老百姓生存都有困难，还有心支持战争吗？作为一个“政府”，如果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能不起来造反吗？
同样，所有的收入都用来支付战争费用，那么政府行政开支怎么办？致仕后的官僚的俸禄怎么办？现职官吏的薪俸怎么办？没有钱，这个“政府”能存在吗？赵昺这个“政府”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存问题，到时破产的不仅是政府，大宋也许就不再属于赵家了。
面对‘少壮派’们北伐的呼声，他们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赵昺就不能不有所作为，在回复中或是解释、或是训斥、或是安抚，以此来让他们能安下心来搞建设，等待北伐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