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秀夫与文天祥在拜访了小皇帝之后，虽然觉得陛下所言有些不大靠谱，但是也将信将疑的对此作出了应对之策。而事实很快验证了其所言非虚，蒙元朝局的走势与小皇帝的预测即便完全一致，却也八九不离十，真金在无奈之下选择了将军权归于蒙古人、财政归于色目人，政治上依靠汉人的体制。
随着伯颜受命回京，与三皇子铁穆耳前往上都出镇西北，桑哥也在汉臣的反对声中入主中书省，他的头一把火就烧到了自己主政的中书省——钩考中书省。钩考与现代的审计意思相近，就是通过核查账目来清查钱粮，理清账目。
应该说桑哥这手很高明，他通过检校中书省，便查出了亏欠钞近五千锭，昏钞近二千锭，这也便给了他整治中书省的借口。如此一来，一大批中书官员被罢免，桑哥也在严厉整治中声威大振，于是他借机将钩考范围扩大到各个部省
在蒙元当前的政治环境下，贪污和收受贿赂已经成为常态，若是说无官不贪可能有些冤枉他们，但是十官九贪却也不过分。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于是乎又有一大批中央官员被罢黜，而前时主政的汉官也难逃失职之罪，受到了牵连，遭到桑哥的弹劾而落职，或是忌惮于其威慑不得不与其妥协。
在桑哥严厉的打击下，蒙元朝廷可谓一夜变了天，大批官员落马，没有下台的也是人心惶惶，纷纷倒向其以获得庇护，而不少人也开始走他的门路以求授官。仅月余的时间，桑哥借钩考之名打击异己，提拔亲信，迅速掌握了中书省大权。
不过桑哥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借机上奏真金成立‘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钱粮。真金也没有想到自己执政两年来，大批朝臣竟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行奸，遂准其奏，令其钩考天下钱粮。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通欠钱粮，期限严急。
桑哥所为从政治的角度看应该是十分聪明的，他在上奏中称钩考的目的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且又不会伤及百姓。这很符合真金的胃口，也与‘民为重’的儒家理念相合，进而得到大汗的支持。而桑哥却借此扩大了势力，打击了地方上素以自己不合的汉臣，空缺又被色目人和蒙古人填补，理财派再度掌握了朝政。
另一方面，真金采用月赤察儿之策，再度重启与南朝的和议，以求获得战略时间缓冲，避免当下两面作战，并通过通商获得所需要的物资。而此次他派出以尚书省左丞安童为和议使坐镇扬州主持此事，同时又任命河南行省右丞马绍为副使协理此事。
马绍此人也算是名儒，其在蒙元初期应诏自荐入朝，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称其为‘秀才’，其先后任中书省左右司都事，单州知州，勤政爱民，得当地士民刻石赞颂。至元十年，改佥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以赈灾恤民为先务。十三年，迁任和州路总管府同知。明年，升参议中书省事，历迁兵部尚书、尚书省参知政事等职。其为人廉洁刚正，与桑哥不合，两人都有冲突，后转任河南行省。
从中可以看出，真金对于和议还是有些诚意的，毕竟大家所学同源，应该有着共同的语言。不过陆秀夫以为小皇对此的评价却是中肯的，其忘了文人相轻之事，何况自认汉儒正统的大宋士人们向来视他们叛逆，两下可以说是视同水火。将这两拨人放在一起相商和议之事，只怕不打起来都算是成功了。
所以，陆秀夫与小皇帝商议后，决定派出老成持重的刘黻去应付，而当下己方在占据主动的条件下自然不会做出大的让步，抱着谈成了更好，谈不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目的与其虚以为蛇。毕竟大宋现在同样也需要蒙元的一些物资，比如耕牛、马匹、皮毛之类的短缺品。
而在这个时候，让人所料不及的却是有朝臣参小皇帝荒与朝政，沉迷于机巧之物不说，还行为不端，如此乃是自取亡国之道。这让陆秀夫等了解实情的人有些哭笑不得，几个宰执议后决定将奏本尽数压下，免得让小皇帝分心……
赵昺被参，其实也不完全冤枉，这些日子是做了些令人觉得出格的事情。今年按照新军制一些中高级军官到了退役的职限，已经难以在军中升迁，按照以往的惯例不是退居二线挂一闲职直到致仕，便是领着一份薪资回家养老了。
但是赵昺觉得这些行将退役的军官都是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功臣，也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若是闲置起来不仅浪费人才，也令人有卸磨杀驴之感。于是他根据这些人的年龄和才干重新进行了调整，一些年龄尚轻的中级军官被调整到各地方任职，担任都监、观察使一类的军职，负责驻地州府军的训练和指挥作战，还有一些人转资为文官，担任通判、巡检等地方官员，甚至进入兵部、刑部等强力部门任职。
而一些高级军官，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军事素养，同时也具备管理地方的经验，赵昺将这部分人转资后到各个军州任职。而称之为军州的地方不是军事要地，便是战争频发之地，由他们担任知军可以发挥军事特长，且能够在战时直接指挥地方军进行作战，比之那些不通军旅事务的士人出身的官员要让人安心的多。
另外还有部分在辎重和后勤部门任职的官员，赵昺也是人尽其才，要他们进入户部或是担任地方的转运司一类与军事相关的部门任职。或是经过转资后仍留在军中担任虞侯、高级参军一类的文职军官，他们熟知军务，又懂得如何配合军事长官，也能人尽其才。
赵昺如此是因为这些军旅出身的官员忠诚度要高，毕竟他们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班底；另外军旅出身的人虽然也有毛病，但在军法长时间的约束下已经形成令行禁止的习惯，执行力要比那些文官强多了，不会像那些文官磨磨唧唧的先盘算番利弊，才动手执行；再有军中少了那些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事，思想还是相对单纯，由他们主政地方也可以改变官场风气。
不过赵昺这么做，等于‘侵入’了一直由士人把持的文官体系，往轻里说是抢了他们的‘饭碗’，往重里说便是打破了自太祖以来形成的官制。如此必然引发文官们的恐慌，担心随着武人出身的官员不断渗透，会进一步改变文重武轻的局面，从而终有一日朝堂会被一帮武人把持。
此外在严厉打击侵街行为之后，临安城的改造也逐渐展开。赵昺决定造一座广场，他知道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些仪式感的，那种宏大的场面，庄严肃穆的场景不仅能提振士气，还能让人产生压迫感，从而心生畏惧，起到震慑之功。
在规划中，受制于临安城旧有的格局和现状，一直意图收复中原的赵昺知道大举兴建宫室即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要建造一座够气势的广场只能去打旧宫的主意，于是他计划将原皇城的和宁门外一片空地加以改造。和宁门原是皇城的北门，也是御街的起点，三省六部及相关政府部门皆在其外，也是过去举行庆典的地方。
在考察后，赵昺觉的用作广场还是有些小，于是他又把过去隶属于户部和大内的仓廪尽数迁入原宫城东面，那里临近东水门，便于物资转运，且也便于统一管理。如此在和宁门外便形成一片广为六七百亩的广场，作为朝廷举行重大典仪，校阅军队的地方。
当然这里不止是一个空荡荡的广场，赵昺计划在此树立一根高大的旗杆，由御前护军在此每日举行升旗仪式，以增加百姓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并在太庙前的御道上建起一座凯旋门，沿街两侧树立大宋在历次反击外敌中立下不朽功勋的文臣武将的雕像，一直延伸到广场，以激励人们建立功勋的雄心。
而这也引起了士人们的警惕，担心这又是小皇帝借以提高武人地位的措施之一。于是纷纷以旧宫以废弃，北宫又偏据御道一隅不符合营造法式，且又有违礼制为由进行‘劝阻’。一番争议后，直到赵昺答应在广场周边的廊道间树立历代先贤故事的刻石才算作罢。
至于说赵昺沉迷于机巧之物这条向来是一抓一个准，那是朝中上下谁都知道的，而此次之所以又被参，也是其这回做的过分了。在他弄出了沼气灯之后，近些日子又泡在了军器监，不仅连续多次为此没有上朝，且住在那里夜不归宿，才惹得众臣参奏。
事实上赵昺也是十分无奈，谁都知道当下宋军配置的武器大部是以火药为动力的，因此火药的生产可谓重中之重。他们已经尝试使用以水车为动力的机械配制火药。配制火药时，首先开动水车，以水车的动力传动捣磨机，将捣磨机下方的火药碾碎。不过这么多年来虽然几经改进，由于火药的特殊性，多数工序依然采用手工，导致生产效率很低。
另外无论是在琼州，还是江南都难逃潮湿、阴雨气候的影响，且火药成分中的木炭又极易吸收水分，这不但导致有些时间段无法生产，也使得火药的保存出现问题，最直接的就是使火药有效期缩短。且在火药分发到各部后，储存条件差，尤其是水军问题更为严重，使得他们不得不采用定期报废的手段来保证火药的有效期。
再有谁也无法准确获知战争何时爆发，强度的大小以及战争延续的时间长短，因此需要有一定量的储备。如此又产生一个问题，火药生产多了，却又无法长时间的保存，使得部分火药威力下降，甚至失效，造成极大的浪费。而保有量少了，一旦战争爆发，火药需求量大增，以当下的生产能力一时也无法满足需求。
且在实际制造的过程中，由于仍然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加之对火药生产的监管和标准的不确定等原因，自然难以实现高质量批量化的火药生产，质量难免会有相当粗糙和低劣的情况。所以赵昺只能采用超量生产以求得有备无患，却同时又不得不承受火药过期而造成的损失。
出于种种原因，赵昺就想着借军器监外迁的时机，对一些设备进行升级改造，而火药坊则是重点。他想到在前世的近代，西方国家对火药的生产和研究已经超过了中国，他们火药制造工业采用了蒸汽机、水压式机械、机械造粒缸、蒸汽加热器、石墨制成的磨光机等一批先进的机械生产火药。
以先进的工业设备提取纯度高的硝和硫；以蒸汽机带动转鼓式装置，对火药混合物进行粉碎和拌合，用水压式机械将制成的火药放在碾磨上，压成坚固均匀的火药块；接着使用机械造粒缸将火药块制成大小均匀的火药粒；再将火药粒放置到烘干室内，用蒸汽加热器将室内温度提高，使火药粒干燥；最后用石墨制成的磨光机将药粒表面磨光除去火药粒上的气孔，降低火药的吸湿性以延长火药的贮存期。
现在以蒸汽为动力的设备赵昺以为还难以制造，他只能有选择性的进行改进或是替代。而这项工作并非是谁都能胜任的，且火药的制造不但十分危险，还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说严重点儿决定国家的命脉也不为过。因此赵昺如何重视都不为过，又不能对他们详加解释，他也只能顶着玩物丧志的‘恶名’去做，哪怕史上留污也不会在乎，何况他从来没有拿这些当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