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群臣的消极，赵很气愤又很无奈。当工部尚书戚亚卿在朝会上奏请对临安城进行改造，以减少对城市的污染时，立刻引发了争论。他们以为此举太过扰民，不宜打动干戈，可以对城中的河道进行清淤，垃圾清理即可，而非对整体进行改造。
除了这些进行修修补补的意见外，有人以为当前财政状况刚刚好转，便耗费巨资对临安城进行改造，实是劳民伤财之举；还有人认为既然‘收复中原，驱逐鞑虏’是当前的主要任务，那么还都汴京是必然的，再对行在进行大规模的整修，根本没有必要；另有人甚至眼，当年高宗皇帝定行在于杭州，是经过高人指点的，山水、建筑皆有说法，不可轻易变动。
大家其实也知这是小皇帝的主意，但是不敢针对赵，便转向了工部尚书戚亚卿，纷纷上奏弹劾。言其好大喜功，为成就自己之名，蛊惑皇帝修城。而这还是客气的，有臣僚直言其是以造福于民为名，实则是为中饱私囊，从中收取好处。更有甚者弹劾其是此举包藏祸心，欲借此挑动民心，陷皇帝于不仁不义，乃是朝中奸佞。
好在几位执宰及众臣还算清醒，他们当然清楚收复中原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便三两年之内能够做到，但是选定新都，营造宫室，再到入住也需要漫长的时日。而临安城已经如暮年的老者，已经无力承受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日益沉重的负担，堪待需要整修。但他们更倾向于对局部进行整修，可对城中的手工作坊进行搬迁，对河流就像疏浚，对‘过当拆屋’还是持保留意见。
而执宰们给出的原因也难以让赵反驳。一者大规模的改造花费甚重，可当下既要支撑长江防线，又有援西和征大理两场仗要打，但国库积蓄甚少，不足以支持，所以改造可以分步进行；二者如此大的工程必然要调动人力，则不免会影响到夏收夏种，进而加重百姓的负担。
第三点他们虽然没有明说，可意思赵也明白。清理侵街，朝野皆知阻力非是来自民间，其实是朝中的官员和权贵。所以‘过当拆屋’就是个地雷，谁踩伤谁。且本朝的皇帝几次欲做，结果铩羽而归，因此劝他也就不必再去碰钉子了，倒是弄得他下不来台不说，还给自己树敌。
赵觉得话都是好话，可听着就不入耳。而本应主持此事的工部尚书戚亚卿也是顾虑重重，自己现在不仅成了朝野上下的公敌，且连番被弹劾，弄得他身心疲惫，可又不敢违逆他，急火攻心之下犯了病，请假在在家养兵。赵明知道其得的心病，意在规避此事，可他也无可奈何，自己总不能逼着个‘病人’工作吧！
眼看着自己绘制的‘蓝图’还未定稿便有被束之高阁的危险，赵能不恼火吗？可上上下下的对此事都消极怠工，又让他觉得众怒难犯。要是真因为此事与众臣翻脸，强力推行自己的‘善政’，又显得有些不值当，还会让人以为自己是孩子，行事不够稳重，喜欢意气用事，成了日后他们敲打自己的小棍儿。
既然打定注意，赵又岂肯是轻易放弃的人，既然众臣以‘过当拆屋’扰民，易激起民变为由阻止改造，而对工坊外迁和疏浚城中的河流没有多大意见，那么他就决定先易后难，逐步启动改造工程，他不信自己就治不了这帮人了。当下正是雨季，截留对城中的河流疏浚显然不是最好的时候，且是新币开始发行的当口，也不宜进行拆迁，那么就以工坊拆迁为开幕战。
至于人手不是问题，他早就想好了。黄海之战中俘虏了二万多敌军还圈在江口外的小岛上进行改编，而按照惯例这些俘虏军是不会被编入战斗部队的，一般会被编成辎重军从事‘急难险重’的任务，比如开矿、冶炼、晒盐、修造及兴修水利等劳役等工作，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
至于资金问题，赵当下确实手紧，而指望朝廷拨款，他也不敢奢望，即便户部尚书是自己人，可在众人反对的声浪中，宰相们哪个也不会副署的，那么自己的诏书就等于废纸一张。且实际情况户部确实也没有余钱，夏税虽开始征收，但为了应对新币发行可能产生的情况，已经下旨缓缴，自然没有闲钱。
没钱是寸步难行，但是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赵突然灵光一闪，自己可以卖地啊！按照他所想，皇城虽然已经被毁，但是土地照理应该还属于自己。当下他将军营、太学机构等都迁入皇城安置。要知道皇城占地可是占了临安城近四分之一的地方，那么自己就算吃点亏，也可以算是土地置换，将过去城防区、太学及将作院和少府等机构占据的土地给了自己，只要将土地换成钱，自己岂不是便有了启动资金了。
有人会问，有人买吗？赵可以明确告诉你，不仅有人买，而且还得抢着买。要知道据有关学者研究，宋朝的城市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二，而这个水平放在现代都是有的吹的。城市化的提高按照现代观点就是经济模式的改变，城市经济超过乡村经济，商业比重超过农业比重。
赵记的还有学者对临安城市规划进行研究后发现，临安城市中心为资本和商业集中地，皇宫反倒偏居一隅，这与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非常类似，无疑是宋代城市革命的结果。而他现在的北宫范围更小，虽处闹市之中，日夜可闻商贩吆喝声，可谓寒酸，但是还不知后人给个啥说法。所以说临安城已经具备现代城市的特点，按分类怎么也算一线城市了，自然是人口聚集之地。
不过临安城说起来真的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尤其是在赵这个现代人眼中。据他入城后进行的统计，属于杭州城区的县有两个，一个仁和县，一个钱塘县。这两个县的人口，包括郊县农村人口有七十万左右。还都之后，随着大批中央官员和军队的涌入，加上流动人口也就在九十万上下，居住在城区的则在三十万以上，仍没有恢复到历史上一百五十万人的巅峰期。
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也就是四线城市的标准。但是临安城的城区面积，也就是圈到城墙里的地方是东西五里，南北十四里，也就是十三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密度可达每平方公里三万人，而现在杭州的人口密度，市中心最高的几个区，平均是两万，而世界上的大都市，都在万人左右。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宋朝人居住的还只是单层或者双层木构建筑为主的房屋，城区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以多、高层钢筋水泥为主的现代社会。便可以想象当时城区生活的拥挤，以及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是多么严重了，首先就是土地太贵，要想在城中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屋之困难比现代有过之而不及。
房子贵到什么程度，早在汴梁之时人们就颇为感慨了。作为官商云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无疑是特别紧张的。早在北宋初年，大学士陶毂就谈起这种“蜗居”境况，“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到了北宋末期，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一倍，住房和土地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御史中丞翁彦国指出：“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
苏家哥俩儿都是京官，可苏东坡他一生也没能在开封买到房子，只是在其他小地方买了几套。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苏东坡很着急，最后还是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而苏辙参加工作几十年，到七十岁那年才买上房子，其是御史中丞，相当于下议院的议长，一直在京也买不起房子，直到晚年，才在开封南边的二线城市许昌盖了三间房。
在买房之前苏辙写过一首诗自嘲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又说“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我。
而杭州在南宋成为临时都城后，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繁华地段的房价高得令人咋舌。早在南渡之时，大量城市难民携家南渡，江南一带的住房需求极其旺盛，带动“富家巨室，竟造房廊”，甚至连“军前诸司，骈置铺席”。可见当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所以京城中的房价也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连很多官员都是买不起房子的，只能租房子过活。造成这种情况，归根结底都是地价惹的祸，究其根本还是不低供给量太少，所以赵以为只要将这些土地周转出去，还愁没钱进行改造吗？
赵觉得自己的主意着实不错，将作监和少府都是为内府服务的，他们迁出去土地自然仍然归自己，再行卖掉以后，连城市改造的费用都有了。如此一来，自己是有人、有钱，还愁办不成事情吗？可一问之下，还真办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按照当下的律法，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中国历来都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即使皇帝，理论上也不能任意侵占土地和住宅。而皇室占地同样属于官地，不经过朝廷同意，也是不能随意使用的，也就是说那些地，理论上还不是他的，要想用还要得到批准，开发也要用内藏库的钱才可。
不过朝中有人好办事，赵与户部尚书陈则翁那是实在亲戚，侄女婿的忙还是要帮的，积极为其献计献策。他说自己可以从中斡旋，将艮山门外的军营批给小皇帝作为污染企业搬迁用地，还能适当的给些拆迁补偿，至于城中腾出的土地，他也不能违规批给皇帝，除非参加拍卖。其虽有歉意，但也表示自己也只能帮这么多。
赵也是头疼，由于自己的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有利可图，也积极投身进去，设立专门机构，经营官地和公屋的租赁。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挂，即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实封投状”。
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各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也就是说赵要想用的这些地，同样要参加竞价。
赵是苦笑不已，自己想做点儿好事咋这么难啊！陈则翁给出的办法与没说一样，即便自己放下身段与开发商们一起去参加竞价，成了人们会说他借势压人，与民争利；若是没成，还得笑话他，一个堂堂的皇帝还不若一个商人有钱，这实在有损自己的大宋土豪的威名。而现实是当前他还真拿不出那笔钱来，此外还有大宋官员不得经商，过去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却是紧盯呢，自己总不能明知故犯，起码不能光明正大的做吧！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陈则翁当下已经答应可以将城外的那片地拨给自己，而据他所知，那片地不小。曾作为蒙军杭州都万户府的鲁营地，除了安置家属，还是制造军用物资的后勤基地，应当还有些东西可以利用。再者不还是有些拆迁补偿在，自己可以先干起来，反正那些俘虏们也是只管吃穿，不给工钱。至于后边没钱了怎么办，赵也不再想了，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办法总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