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既然明白报纸上炒作李广不过是一群落第举子借其发泄不满，因此也并没有去干涉，而是任其为之。不过他也接着众士子们烧热的锅，又把风向引向了当世的英雄们，把热度刚刚降低的‘绝不放弃任何一个袍泽兄弟’和好男儿当从戎又复炸了一遍，当然其中有了更多的爆料和解密。
人的潜意识中总是有着‘喜新厌旧’的心理，李广毕竟是死了千年的人了，不知道被翻来覆去炒作了多少遍，却依然是些陈词滥调，尤其是那种充满悲戚色彩的‘负能量’文章很容易让人厌烦。可现实的英雄就在身边，也许其就曾是同村的乡亲，隔壁的邻居，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尚大有文章可作。
从前其可能就是乡间泼皮，可从军后却变成了英雄，那么就可以来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军队就是大熔炉，不仅能将坏人教育成好人，还能将其培养成英雄；至于其过去就是好人，现在成了英雄，那文章更好做了，起码可以表明军队没有把人教坏，告诉大家尽可放心交给军队，不必担心学坏。
说蹭热度也好，跟风炒作也好，反正没用几天便将那股影射皇帝的‘歪风邪气’打压下去，在城乡大地上树立起了‘学英雄、做英雄’的良好风气，掀起从军报国、无限光荣的热潮。而赵也成功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舆论工具，再次挫败了某些人的阴谋，将一场可能发生的‘公车上书’恶性事件消灭于萌芽状态。在热闹了几天后，人们的视线又转向帝国最大的一场赛事殿试。
殿试在放榜十天后正式开始，不过今年的殿试还是与往年有些不同，首先此次参加殿试的不仅是进士科，而是加入了明法和明经两支队伍，同台竞技，参与争夺魁首。此外还给算学开了分会场，但是他们却是单独排名，另榜公布。
再有就是皇帝除了亲自监场外，觉得主考们出的试题不合意，也是出于防止考题泄露，还亲拟了考题。文科考题是一论一策，论题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策则是一道实例题，而非是大家猜测的有关对蒙元政策的时事题，这让许多人的准备落空。
实例是一日汉文帝出行，经过长安城北的中渭桥时，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出来，导致拉皇舆的马受惊，文帝也差点受了伤。于是皇帝命令侍卫将那人擒住，交给汉朝的首席大法官（廷尉）张释之审讯。经讯问，原来那人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因为听到开路禁行的喝道声，便躲到桥下，过了许久，以为皇帝的乘舆车骑已过，便跑了出来，谁知就冲撞了皇舆（在当时，这叫做“犯跸”）。问题是若汝是张释之当如何处理此案？
至于算学，由于报考的人数本就不多，所以入选者也就三十多个人。但是赵确是极为重视，因为他十分清楚数学是现代科学的最基础学科，适用于各行各业及学科。不过他也清楚，当下的数学水平还很低，所以只出了十道应用题，放到现在也就是初中二年级小测验的题目，想看看代表大宋最高数学水准的一帮士子们的真实能力。
因为考生众多，计有进士科三百人、明法科二百一十人、明经科一百二十人，北宫没有一所宫殿能放得下这六百多人，因此主考场设置在殿前广场上。这里早已布置好了桌几和矮凳，由于时间要从卯时直至午时结束，还预备了茶水和点心。
赵作为主考自然不能坐在露天地里，而是在中门洞下落座。他看看考场忽然有了前世在大操场上参加期末考试的感觉，只是现在监场的换成了朝臣，巡场的则是侍卫营官兵，而他作为主考忽然有了种成就感，终于轮到自己扬眉吐气，不必趴在板凳上答题了。
试题一挂出，赵则发现身边的几位总裁、副总裁脸色便不对了，不过这也不出自己所料，因为这两道题在课本上是没有现成答案的。尤其是那道论述题，在当前只怕还没有人听说过这种观点，且在他们看来更是离经叛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句话是出自明代心学的创建者王阳明，其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儒学孔、孟、朱、王四大家。他的学说思想王学是明代影响最大，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也影响甚广。对于这位还待二三百年后才会出现的儒学大家，大宋朝的人当然不会晓得，更不会知道其学说。
王阳明对于思与行的关系则这样认为:意在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所谓知，便是对事情各方面的思考与了解，只有思考明白、了解清楚了才能开始行动;所谓行，便是将那些思考明白、了解清楚的东西付诺实践，如此才能有所成就。王阳明指出，圣人之学乃身心之学，其要领在于体悟实行，不可将其当作纯粹的知识，仅仅流于口耳之间。
所以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明阳从“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出发，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其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如果只是自称为知道，而不去实行，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当下盛行的是理学，而赵弄出这么一个与理学相驳的问题来让士子们论述，那么在几位监考的大臣们看来皇帝是不是睡糊涂了，这简直就是要推翻过去已成公论的学说。可当下谁也弄不清皇帝的意图，是在考验士子们，还是在标新立异，因此也不敢多言。
而那道策论题也是让众臣觉得小皇帝太坏了，其实这道题应该说古今多有争论，没有对错。而对错皆在小皇帝心中，一旦与其想法相驳，肯定就被排出在外了。而猜对了小皇帝心思的，则无论文章再烂，也会入其法眼，不仅可以金榜夺魁，将来也是官运享通。
大家都清楚“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这其实是儒者们的共同愿望。而皇帝出法例结果也几乎人所共知，张释之向文帝报告了案情，然后提出处罚意见：“依大汉朝的法律，一人犯跸，当课罚金。”汉文帝听后大怒，说：“此人惊了我的马，幸亏这马儿驯良，要是换了别的马，说不定就将我摔伤了。廷尉你竟然只判处他罚金？”
张释之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规定，当依法执行。陛下如欲加重惩罚，则法不信于民也。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但现在已交到我廷尉这里，我身为廷尉，自当公正执法，若有偏差，则天下的法官都会任意轻重，那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承认张释之是正确的。
根据史书的记载，显然法官张释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个案子进入司法程序后，应由法官依法裁决，皇帝也不可干预。张释之的那一句“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也多次为后世的司法官引述，用来对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图。
但宋代的学者、法官提起这起“犯跸”案例时，还是对张释之很不满意，因为张释之还说了一句“那人犯跸之时，陛下你若将他杀了也就罢了”。他们认为，作为负责司法的廷尉，实在不应该说出这种违背法理的昏话，如洪迈批评张释之此言无异是“启人主径杀人之端”。
大儒陆九渊更是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发出诘问：假设汉朝的法律规定“犯跸者杀无赦”，那廷尉是不是也应该坚定地按照法条办案，将那个倒霉而无辜的乡下人处死呢？陆九渊的答案是：也不可以处死。他追溯到《尚书》记载的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属偶犯、出于过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么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据这项古老的司法原则，陆九渊认为，“犯跸案”中的那个乡下人，只是偶尔的过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汉文帝受了伤，也应该从轻发落，何况文帝并未受伤。如果当时的法律条文违背了这样的司法原则，法官应提请皇上修订法律，使法条合乎正义。因此，张释之应该向文帝解释清楚法理所在，而不是以“今法律如此规定”相敷衍。
想想本朝的大儒们见解都不统一，那么对于士子们来说便更为艰难，简单的以案论案只怕难以令人满意，而‘妄加阐述’怕又不知道得罪了那位主考。可要是坚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观点，只怕皇帝又不高兴，谁知道这是不是其在试探他们对君王的态度呢！
其实赵的想法很简单，希望能通过考试选出与自己理念相似者，为进一步的推行新政做储才准备。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中挑选出些实用性人才，而非那些只会死记硬背条文，却不通应用的书呆子，其即便笔下文章能写出花来，可对公务一窍不通，那其在赵眼中还不如一个种地的文盲有用，起码他还能种出粮食，为国家缴纳赋税。而其却不过是一个浪费粮食和国孥的废物。
此外，自从赵掌握权力的同时，三思而行已经成为朝臣们时时挂在嘴边的话，他们以为这是对冲动气盛的年轻人最好的劝谏，而他也知道后世这句话依然倍受世人的推崇。因为人们相信，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才是最好的，经过反复思量的行动才能顺利地进行。
对于三思而行，赵觉得也没有错，思考与行动，对于一个正常人而言，是人生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如人之生老病死，难以避免。小到处理家庭琐事，大到掌握国家命脉，不假思索地行动和多番思虑却不见行动的人，轻则败家，重则亡国。思与行，不可偏其一，这亦是中国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下来的沉痛教训。
赵厌恶的只是不幸由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重思考而轻行动的风气。或许是过于谨慎，过于追求万无一失，人们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了无限的沉思之中，结果越想越觉得准备不够充分，越想越觉得存在很大的问题，想着想着，本可以尝试的想法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疾而终。
而赵却明白由于人的四维空间是无限宽广的，不受客观事物与能力的强行束缚，因此，想着想着便偏离正轨、越想越远而找不到重点的。当人们在思想的海洋中畅游太久而迟迟不上岸来付诸实践，结果无疑是窒息于其中，彻底失去付诸实践的机会与能力，此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点所在。
赵是实用主义者，他并不能领会王阳明的所有观点，也参不透其所谓的心学，但他以为只要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可以拿来用。而这点儿正与自己秉承的‘实践出真知’观点相合，也有助于改变当前的风气，至于是否与朱熹的理念向冲突，那都是次要的，他要的只是实干家，却不是空想家。
另外赵两世为人，也看清楚了一些事情的本质，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完美和正确的学说，其不过也是因时而生，在这种环境下是正确的，换个时间和地点那就错误的，就像朱熹和王阳明同时儒家的大师级别的人，脱离了现实能说出谁是谁非吗？
所以赵认定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就是最大的理，强者永远认为拳头大才是世界公理。而当下灭了蒙元，恢复中原才是正理，一切都是要围绕着这个目标来做，至于是否是什么离经叛道，奇谈怪论等待后世去评说，或是待自己完成了大业，再去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