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争论又起，主持此事的陆秀夫不免忧心重重。他清楚大宋皇子行冠礼其实始于真宗时期，但并非是所有皇子都有这个福气；徽宗是冠礼复苏的主要时期，皇子基本都行冠礼。可南渡之后，皇子冠礼再度废弛，仅在理宗朝对皇子行冠礼，所以皇家是否行冠礼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意愿，而非受礼法所制。
如此问题就来了，小皇帝主动提出要行冠礼，一者是其要遵从礼制，以免落人于柄，留污名于青史。但这么多年来，小皇帝行事又何曾谨遵过礼法，祖宗留下的那点儿东西都跟破抹布似的，用得着就抖搂出来，没有用了便弃置一旁。且其最不喜繁琐的礼仪之事，能省事就省事了。
若是这么一来事情就更麻烦了，那么小皇帝要求行冠礼就是故意捣乱，也就是为了第二个缘由——其不想大婚。陆秀夫知道小皇帝曾言‘鞑虏不除，不谋家事’，这其中亦就包括大婚之事。且他知道其对此次立后之事并不满意，若非太后一味坚持，其又孝顺，只怕早就翻脸了。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知小皇帝行事，若遭到众人反对时，却又无力反抗时，就会故意搞事，弄得大家左右失策，最后还得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当下其要行冠礼估计就想到其中会有争执，且古制是二十而冠，那么他就又有理由拒绝行冠礼，而推迟大婚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也就成功脱身了。
陆秀夫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儿，而问题是太后这次也是铁了心的要陛下大婚，其原因自不必多言，且已不让其亲政相胁，逼其就范。可前时应节严和刘黻奉太后之命前往集宁寺，亦想以此为由说服小皇帝，却不仅未能吓唬住其，反而被其一番弃国而走的言论吓了一跳，好生安抚，又以大义相劝才打消其这个念头儿，算是勉强应了。
当小皇帝回宫后，也是表现的极为恭顺，依照太后及大家的要求立吴氏为后，并安排了妃位。接着又开始变卖内藏库的物品筹措资金，以备婚事之用，还主动过问婚礼筹备之事。大家都为其已经转了性子而高兴的时候，陛下突然抓住了婚礼安排上的漏洞，发起了反击，而这个理由却足以能说服太后，其也不能违礼行事啊！
陆秀夫想清楚其中因果，不禁长叹一声，这太后与小皇帝娘儿俩较劲，却殃及了群臣，让他们是左右为难，上下不得。不过凭心而论，他还是希望小皇帝尽快亲政，当然这不止是因为其以自己为首相多年未动其位而心生感激，同时也是为国着想。
回望自小皇帝于先帝陵前继位之时，行朝屡战屡败，不得不避于海上。而陈宜中的出走更是再度削弱了行朝的实力，彼时张世杰以枢密使身份总领军政，众文臣或是依附，或是敢怒不敢言，说朝廷命悬一线并不为过。其这时力挽狂澜，大厦将倾之时，连败蒙元大军，才获得了喘息之机。
接着行朝琼州，小皇帝凭借自己的才智和魄力，不仅成功收回了权力，还解决了行朝中的诸多积弊，率领军民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其文治武功，不仅陆秀夫不得不叹服，满朝文武又有几人不敬服，可以说小皇帝的智谋和能力不输太祖，比之前朝历任皇帝强之数倍。
而当前小皇帝离朝‘休养’，太后临朝听政，朝中上下虽也运行平稳，并未出现什么乱子。但是陆秀夫明白，这不是太后有治国之才，恰恰是小皇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且其并未远离京师，仍暗中左右着朝政，使宵小不敢乱动。
可要是因为大婚之事，使得小皇帝迟迟不能还朝亲政，陆秀夫不敢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效忠陛下的军队会不会因此发动‘兵谏’，清君侧、拥小皇帝亲政。想得明白后，他觉得无论是为民为国，自己这个首相此刻都要站出来，即便触怒小皇帝也要促成此事，其这个婚是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
于是在集议上，陆秀夫说话了。他称旧制不可守，礼法也要应时而变。当年司马光正是顺应了时变修订了《仪礼·士冠礼》，对程序加以简化和变通，使之易于为上至君王朝臣、下至平民百姓掌握，从而能够推行天下。而朱熹所著的《朱子家礼》，不过沿用了司马光《书仪》的主要仪节，只是将冠年规定为男子年十五至二十，并从学识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而已，此外并无创新。
因此陆秀夫以为皇帝的冠礼应参照司马光的《仪礼·士冠礼》行之，且陛下乃是不世奇才，今又逢乱世，不必过分拘泥与旧制，而应顺应时事，尽快让小皇帝亲政，总领军政才是正理。其意思反正也就是说特事特办，国民乃是一切之本，国亡民散，什么礼节都是无用，眼下就是‘非礼’也要让其尽快亲政。
大家听了觉得陆秀夫的话不无道理，当下什么事情最重要？恢复中原，驱逐鞑虏才是重点，而为达成目标礼法也要为此事让路。而当年司马光重新修撰礼仪，也正是痛感于当时佛教盛行，对儒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这次主张要在全社会复兴冠、婚、丧、祭等礼仪，以此弘扬儒家文化传统。他们为何就不能仿其行之呢？
大家统一了思想，事情就好办了，很快一份有关冠礼的实施细则就出台了。然后呈给太后御准，请了懿旨，便由太史局选好吉日，太常寺参考旧礼，官吏置办冠礼需要的相关仪物，在文德殿为皇帝举行冠礼。当然冠礼之前，要请皇帝奏告天地、宗庙，又遣使分别祭告社稷、诸陵、宫观等。
对于这份简化版的冠礼，赵昺还是基本满意的，不仅花钱少、程序简单，且自己也少了许多麻烦。冠礼当天，文武百官按上朝次序站立，礼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赞冠者就位。以太常卿掌冠，以阁门官赞冠。然后他依礼“三进”：一进折上巾，再加梁冠，三加旒冕，然后到东偏殿换上朝服就位便结束了。
本来依照礼制还应由礼直观再读一份敕书，而其宣读的这段内容是赐予皇子的表字，意思一方面表示了长辈的期望，另一方面表示其已经长大成人。但是这道重要程序此次也省了，只因为大宋历代为皇子取表字的甚少，且即便取了谁又敢直呼皇帝其字，那不是疯了，就是活腻了……
排除了又一道障碍，赵昺的婚事进程也开始加速。祥兴八年十月初十，皇太后诏：以皇帝纳后，令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与太常礼官检详古今六礼沿革，参考《通礼》典故，具为成式。群臣又议勘昏，御史中丞邓光荐请不用阴阳之说，右相文天祥亦言不可，太后纳之。
八年十月二十日，三省、枢密院言：“六礼，命使纳采、问名、纳吉、纳成、告期，差执政官充使，侍从官或判宗正官摄宗正卿充副使。以旧尚书省权为皇后行第。纳采、问名同日，次日纳吉、纳成、告期，。纳成用谷圭为贽，不用雁。‘请期’依《开宝礼》改为‘告期’，‘亲迎’为‘命使奉迎’。纳采前，择日告天地、宗庙。皇帝临轩发册，同日，先遣册礼使、副，次遣奉迎使，令文武百官诣行第班迎。”
礼部尚书徐宗仁又言：“据《开元礼》，纳采、问名合用一使，纳吉、纳成各别日遣使。今未委三礼共遣一使，或各遣使。又合依发册例立仗。”太后诏：“各遣使，文德殿发制依发册立仗。”同日诏，左相陆秀夫撰册文并书。学士院上六礼辞语，纳采制文。
赵昺此刻成了一个旁听者，朝堂上热热闹闹都与其无关了。他听着也只剩苦笑了，按说这些程序往往需要耗时数月，甚至年余。不知道是他们担心自己变卦，还是急于让自己亲政，反正一切都打破了常例，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前行着。而这六礼其实与现代多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更为简单，或是复杂了。
所为纳采，即请媒人去探探口风、虚实。古人认为，大雁“夫唱妇随”，感情专一，值得学习；因此，纳采时拿一只大雁作见面礼。不过众人觉得小皇帝大婚乃是百年盛事，不能光拿只大雁去蒙事儿，所以改为谷圭。意思就是男女两家，在议婚前相互了解，确认对方家庭清白，身体健康，品貌端庄，家教良好，门当户对时，由男家备酒、肉、面，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女方家收下礼品，就算是允诺议婚，双方就可以进一步接触了。
问名便是通过“纳采”女方允诺议婚后，男方家主动将写有男子姓名、出生年月日时的《庚书》，请媒人送往女家，并询问庚书。双方庚书互换后，男方请算命先生推算“命相”是否合适。合则开亲，不合则作罢。纳吉即送礼订婚，男女二人“八字”相合，男家就正式备礼请媒人持《聘书》登门求婚。
应征即送聘礼正式订婚，男家收到女家允书后，择吉日携礼物由媒人陪同男家父子到女家拜认亲家正式订婚。女方则回敬未来的女婿双数的礼钱，女子通过媒人回赠男人以自己亲手缝做的鞋子或绣帕等为订亲信物。此时，词婚的男子、女子是不允许公开会面的。双方正式订婚后，男方还要备办酒席，以《团书》告知亲友订婚成功，并宴请亲朋好友。
请期即议订婚期，而结婚日期则由男家请人择订，婚期择定之后，由男方以父母的名义书写《请书》派媒人专程送达女方。亲迎是六礼中最后一礼，即由新郎亲自迎娶新娘，所以又称完婚，一个漂亮的女人便进入皇帝的后宫而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与民间百姓结婚在程序上大体相同，但皇帝绝不会亲自去迎亲，而是让皇后的娘家人隆重地送上门，也就是所谓的用开元礼，以此使皇帝由被动变为主动。
当然这些礼数只限于皇后一人才有，被选上的妃嫔却是没有这待遇的，她们虽看着地位崇高，其实也就相当于民间的妾，而地位更低的也就是通房丫头了。所以被选上皇后的女方，自然也能接到皇帝派人送来彩礼，且每项活动都会送礼，且比民间不知道丰厚多少倍。
而为了能让赵昺宽心，不必在金钱上操心，太后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五十万贯相助，朝廷也从关税中拿出半数二百万贯作为他的婚礼开销。而他觉得是这些人是担心自己因为财政问题再出幺蛾子，才纷纷慷慨解囊。而赵昺转念一想，当年他是与陆秀夫有协议的，这关税本来就是要作为内藏库的收入的，只是收复江南后体谅朝廷花费巨大才没有催收，现在却成了他们相助的了，这真是岂有此理！
不过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赵昺也无心与他们计较了，反正先把钱弄到手里再说。而他操心的事情还很多，尤其是李三娘，其家远在琼州，父母兄妹一时也难以赶到，只有表兄吴勤在京，可以其级别和财力难以在京中置办像样的府邸，可在大婚之前又不能住在宫中，还要另择居所。
而一切要等其母兄来到京中经过敕封后，才可以赐宅子，让李三娘在京中有有个娘家。至于其他人赵昺却不操心了，那几家都是世家，颇有些积蓄，在京中买处府邸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有雷妍家条件差些，不过太后也已下旨发还了其家在京中的旧邸。
赵昺想想总不能让李三娘回到军中待嫁，而此时赐宅又过于显眼，于是便将其安置在应节严家**着。一则‘报复’下老头儿对自己多年的压迫，再则也能抬高下李三娘的身份，且免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闲话。另外还有可能敲诈老头儿笔嫁妆钱，让自己心里也舒服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