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元初入江南之时，在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万众抗元的事情，抵抗最为激烈的地方大多发生在两广、福建等沿海地区及四川部分地区。其中缘由有忽必烈已下诏不准随意屠戮百姓的因素在内，也有宋朝日益腐败不得人心的缘故。但赵昺以为还是由于普通百姓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从而决定其行为和生活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对国家的概念淡薄的原因。
在临安陷落之后，百姓虽然哭送旧主被俘北上，可非但没有出现任何有组织的或零星的抵抗，相反有些人还为伯颜修建了生祠，以谢其没有屠城和纵兵劫掠，而伯颜也通过减免税赋收拢人心。所以这种因应方式主要基于百姓以为元廷会善待他们，或其会成为更好的统治者之臆测。
所以一味从道德层面上斥之为甘心情愿地认贼作父和寡廉鲜耻的亡国奴，也不可取。但赵昺从中仍不难发现，灾难降临之时，自保成为民众的首要考量；政治格局转换关口，底层社会的立场也容易动摇。不过接踵而至的便是侵略者的贪婪本性，他们抢占良田，掳掠人口为奴，而在极度恐慌的氛围中，大多数受害者成了任蒙古人宰割的羔羊，大部分沦陷区普通百姓真正意义上的抗争行动仍并不多见。
在元军彻底平定江南后，随着森严的统治系统的建立，元廷原形毕露开始增加课税和徭役，使得百姓负担愈加沉重。一些不堪重负的普通百姓开始逃亡，试图反抗，从而爆发了一些抗捐、抗税的起义，但是他们没有政治目标，即便初时规模很大，甚至发展成数万人，席卷数个州县，却往往很快就会被残酷镇压，难以撼动元廷的统治基础。这些起义虽打破了普通百姓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并未成为民族抗争的新起点。
而赵昺还发现每一次民族灾难的降临，往往伴随着国民劣根性的集中释放。就在元军疯狂施暴期间，趁火打劫、相互攻讦甚至借助敌方势力加害同胞之类劣迹丑行骤然泛起。不可否认，打劫行动的背后有敌军纵容的成分，但这些打劫分子自身的能动性并不可低估，尤其那些地痞恶霸发国难财欲望之强烈，已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就和现代的那些汉奸没啥区别，为达敲诈目的不惜与敌为伍。
尽管这类社会残渣人数在底层百姓中只占少数，其破坏性也根本无法与元军的暴行相提并论，但内患对百姓的心理伤害并不亚于后者，特别是那些动辄到官府那里去告发的内奸存在，更加重了恐慌气氛。百姓对他们的仇恨以致甚于蒙古人。但就在麻木和顺服表象的背后，民族抗争的潜流在慢慢聚集，国家观念也渐渐复苏。
处于底层的百姓也意识到，蒙古人的到来就是前来掠夺他们的财富，任意奴役他们。这期间有组织的起义频发，他们或打着复宋的旗号，或是自立国家，虽然仍未能摆脱自有的狭隘，可已经有了民族主义意识，急于摆脱异族的统治，将矛头对准了蒙古人，不再甘心做其顺民和亡国奴。赵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介入各地义军，将他们整合为己所用。
简言之，沦陷之初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群体便发生了严重分化。在无所不用其极的土匪强盗、动辄去告发的内奸民贼与那些忠贞不屈的烈女、舍生取义的侠士这两极之间，但绝大多数民众介于中间状态。之后在非妥协即牺牲的两难选择面前，他们表面上故装畏惧、顺服，但内心充满了对异族统治的仇恨和对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他们从幻想到幻灭直到认清移驻统治者的真面目却用了十年的时间。
不过赵昺也意识到民间社会本身就是成分复杂、缺乏明确目标和统一意志的涣散组织。沦陷时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动，必然引起民间内部的分化；主宰者与从属群体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又决定了侵略者的行为通常会在民间社会产生互动，特别是随着统治政策的不断调整及其后果的显现，后者的立场和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是故造成了当前王师虽已北进到长江，但是百姓仍然处于观望的状态的原因，如此形势下他们陷入了迷茫之中。故朝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留给他们的也并非都是美好的回忆，腐败的政府，沉重的赋税，如匪的官兵已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霾。当然蒙元的残暴和嗜杀，及疯狂的掠夺也让他们又恨又怕。而当下形势和前途未定，自然不敢妄自行动，以免伤及自身。
‘民、兵是胜利之本’，赵昺现在想来深以为是，两者缺一不可。而要打破当前的僵局，他清楚一方面是军事上胜利，让百姓认清形势；另一方面就是推行仁政，建立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使百姓看到改变；此外，就是要施恩于民，重新分配土地，降低税赋等等，推行有利民生的政策，赢得底层百姓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宣扬自己这个皇帝的正统性，自己继承的是大宋的基业，体现这场战争的正义性……
“文相，当下的形势是否形同这鄂州城！”战船驶入敌军火力范围之外，赵昺令打开舷窗，指指眼前雄伟的城池道。
“嗯，陛下此喻甚为恰当！”文天祥略一思索道，“当年我们整修城池，以达到长治久安，唯恐不坚。但是我们却又轻易的失落于敌手。而现下城池依旧，却是攻守异位，重新收复要花费百倍的力气了。重拾人心也是如此啊！”
“是啊，重新收拾旧河山，岳武穆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却是任重道远啊！”赵昺站起身看着滚滚的长江感叹道。
“陛下一直做的都很好，臣相信陛下定能复兴我朝，北定中原，收复燕云，完成一统。”文天祥言道。
“话虽如此，但这条路太过艰难，我们从琼州到江南，整整用了十年。南渡之后历代列祖列宗用了百年，却也未能完成北伐中原的宏愿！”赵昺扭脸苦笑道。
“陛下勿要气馁，只要我们君臣合力，上下一心，定能完成陛下的宏志！”谢枋得也起身劝道。
“陛下年方弱冠，便只凭琼州一隅之地，收复了江南。而我们现在占据了江东，也许只需数年经营就可北伐中原，收复故都！”谢翱也给小皇帝打气道。
“只怕也许朕没有那个机会了？”赵昺摇摇头道。
“陛下正是少年，何处此言？”文天祥惊讶地道，自出航以来，他发现小皇帝总是有哪点不对劲儿，当下又说出这种话，让他十分震惊。
“文相可能有所不知，如今朝野之上有些不和谐的声音，他们质疑朕得位不正，欲联合上书太后和朝廷重议此事。”赵昺轻叹口气道。
他既然说出来此事当然便不是空穴来风，早在收复绍兴时他与众臣商议如何治理新复之地的政策时，事务局便有密报送上，称有人对他的没收叛臣资产重新分配及对在沦陷期间有污的在乡官员进行惩处持有异议。但是当时慑于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并未干擅动，而在收复临安后一些行止和道德有污的前朝官员想要重新入朝，一些人便想利用当初之事挑起争端。
“岂有此理，当年临安失陷德祐北狩，众臣拥戴故景炎帝在福州继位，陛下在其驾崩后在太后主持下继承大统。陛下与两帝同为度宗皇帝之子，兄死弟及也无不妥，这其中又有何可质疑的。”文天祥是当年拥戴景炎帝继位的大臣之一，自然清楚此事。他当时被俘虽未见证小皇帝继位，可也承认其地位，且这么多年来也未有人质疑过，当下形势刚刚好转便重提旧事，让他十分生气。
“陛下勤于政务，历心图志，朝中上下有目共睹，大宋能有复国之日全仰仗陛下之功。可大业未竟，这些宵小就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其心可诛！”谢翱愤愤地道。
“陛下，臣以为其中必有蹊跷，这些人在复国战事激烈之事挑起事端，只怕是别有用心。”谢枋得言道。
“何须你说，无外乎利益之事。当日鞑子猖獗，那些鼠辈逃的逃，藏的藏，皆不肯为国出力。现在却一个个的跑出来要官、要钱，好像这天下是他们打下来似的，真真的不要脸！”陈墩气呼呼地道，“还有些官员在沦陷期间勾结鞑子以求自保，现在却腆着脸说自己是一心为国为民，才与敌周旋，王师一至便前来出力，真不知羞耻二字如何写的！”
“现在朝中还有人上书弹劾几位屠戮过重，任用私人，若不是陛下压住，你们只怕也早就待罪回京了……”陈墩还不解气，又指着文天祥三人言道。
“无礼，这里岂有你插言的份儿！”赵昺见其还要说，恼着脸打断陈墩的话道。
“没想到只是短短数月，朝中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文天祥沉思片刻，又忍不住埋怨道，“陛下既知有人欲行不利，就不该擅离中枢！”
“呵呵，其实这个位置朕已经坐的累了，若有人能继续完成北伐之志，朕倒是不介意让位于他。而当前战事紧急，不能迅速稳定长江防线，只怕此次复国之战便会夭折，可朝中已经无将可派，朕却责无旁贷！”赵昺笑笑道。
不过他明白自己的内心，要他让位必须要拿出点真东西，凭几个逞口舌之利的家伙就想逼他就范，那岂不是做梦，而自己即便不想当这个皇帝了，也的是心甘情愿的，不可能是他们说了算的。不过士人都喜欢这种淡泊名利的调调儿，自己便配合他们一下罢了。
“陛下睿智仁义，心有大志，勤于政务，又擅于用兵，万万不可有禅位之念。”见小皇帝居然心生退意，文天祥施礼劝道。
“上天垂怜，让我朝得一明主，能复我大宋。若有人不利陛下，臣无论身在何处都会万里勤王，绝不允许宵小冒犯陛下，觊觎皇位。”谢翱也施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言道。
“正是，陛下为复国呕心沥血，竹马之年就打理国事，为国奔波，怎能容一句得位不正便能抹杀的。臣定要与他们辩上一辩，哪怕一死在所不惜！”谢枋得面色严峻地言道。
“这皇位乃是有德者居之，既然有人以为朕的德行不够，又有德高望重的宗室可承之，朕绝不会贪恋此位，诸君又何必执着于朕，激起一场腥风血雨呢？”赵昺抬手让三人免礼道。
“陛下就是太过仁义，当年的崖山之战，若非陛下倾力一战行朝早已覆灭，在琼州又力排众议将他们尽数收留，才免于流离失所。他们不思君恩，竟然欲图不轨，可陛下居然仍对其心存善意，真让人感叹！”谢枋得叹口气道。
“真不知应老儿都教了陛下些什么，在此生死攸关之际，仍然……唉！”文天祥更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连应节严都怪上了。
“呵呵，各位爱卿不必为此事烦恼了，如今我们还是想想如何破城才是正理，否则我们就得会琼州过年了。”赵昺心中有了底儿，起码这三位是忠心拥戴自己的，又有一位宰相的支持，即便有人挑事自己行事也方便多了。
“诶，陛下……”文天祥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在皇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小皇帝还有心想着如何打仗，这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否则他的心得有多大才不会将这事儿当回事。
“好了，朕知道文相的心思。待打下鄂州，咱们得胜还朝之时，诸位才能有机会帮朕啊！”赵昺拉拉文天祥的衣袖道。
“唉，这……陛下可有了破城之法？”文天祥看看小皇帝笑吟吟，又可怜兮兮的样子，不知道是该‘恨’，还是该爱，叹了口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