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节严的话让赵昺陷入沉思之中，他十分清楚若是不能妥善处理‘诏书’事件将是后患无穷，此次自己可以驳回劝降诏书，或是置之不理。但下一次呢？谢太后联合小皇帝再度联合发布一个废黜自己的诏书，并公布天下，那自己皇家正统的地位就会遭受挑战，由国之遗脉变成了流贼草寇。
另一个可能便是忽必烈为牵制自己重新将废帝赵显复立，将其作为一个傀儡统治大宋遗民。当年女真人就曾经用此方式‘威吓’赵构，让其不敢发动北伐，而是偏安于江南，直至徽钦二帝先后死去威胁才逐渐消除。而今蒙古人正盛，以此种方式威胁自己的可能性极低，但难保哪天自己翻过身来的时候其不用此策。
为绝后患，赵昺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将谢太后及皇兄赵昰废黜，开出宗籍，独树自己为大宋正统，皇家唯一的遗脉。这样一来便使忽必烈无法再利用他们挟制行朝，也向天下表明自己抗元复宋的决心，同时有利于号召全国的反元力量团结在行朝之下共同对敌。
这样做当然同样有副作用，首先是将自己置于险地，忽必烈不可能放过反抗其的势力存在，必定是除之而后快；再者废黜诏书一发，那么谢太后和德祐帝的利用价值将大大降低，那忽必烈还能容他们存在吗？不过赵昺想来事情都有两面性：
一方面忽必烈可能会将两个无用之人杀掉，以免浪费财帛；另一方面，忽必烈为彰显自己的大度，也觉得他们不会再为反元势力利用，那反而会放松对他们的监管，继续予以善待，这对于被罢黜的谢太后及一众被出籍的宗室未必不是好事。
赵昺现在虽然已经不是初到大宋，对政治懵懂无知的小子。经过这段时间的明争暗斗及腥风血雨，他在这大酱缸中也算了打了几个滚儿了，迅速成熟起来。明白搞政治不仅是手握强兵就能掌握一切肆意而为的，将那些异己及持不同政见者杀了便能一了百了的，那样只会让人心离散，众叛亲离的。
因此废黜谢太后及德祐帝的封号并不是简单的一道诏书的问题，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这是为其好的话私下里说说还行，是无法拿到桌面上说，也更无法服众。而中国人自古重视孝道及家庭伦理自不必说，兄弟之情被视为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种关系，《三字经》里就反复强化着这种观念，如曰：“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手足情，血浓水”等等。
但在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中，赵昺知道并非都是兄谦弟恭和平交接的，更多的是伴随着父子相残、兄弟反目，上演出一幕幕家庭人伦悲剧。不过他也知道这种残酷的交替更让并非全为世人诟病，史家批判，其中仍不乏赞赏，夸耀之词。这正是因为还有‘政治正确’是否的政治伦理存在。比如周公诛管、蔡之事，杀弟可能不对，但在政治上却是典范，为后人称颂。
“三位爱卿，朕以为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已然甘心侍敌，应罢黜其封号，收回玉册！”赵昺考虑良久，喝了口茶正色言道。
“陛下，如此做恐为天下人诟病，落得不孝之名，还请陛下打消此邪念！”小皇帝话一出口，刚刚言辞最为激烈的邓光荐却反映最激烈，立刻起身道。
“邓卿经常教导朕，国事行的是大义，家事与之相较却是小义。如今太皇太后枉顾大宋昔日之恩，屡次下诏令各地出降，自毁家国。今又遣使下诏让朕弃国降元，已然有违大义。朕如此虽有违孝道，但为国为民也只能行这忤逆之事了，世人不解若有怨言，朕也只能承受了！”赵昺肃然道，眼中却也是泪花滚滚。
说心里话，赵昺来的晚些与那二人连面都没见过，感情更谈不上，可想想亡国毁家之责要他们去承受。被人胁迫写封降诏要落得叛逆之名，可自己明知其身不由己还要再插上一刀，说起来也够损的，让他心中还是十分不安的。但是于公于私自己都只能这样做，才能扫平前方已有的或是可能出现的障碍。
“这……陛下虽为大义，太皇太后及德祐帝却也多有无奈，应是权宜之计，为此就收回玉册，将其出籍，臣以为不妥。”以汝之矛攻汝之盾，小皇帝的话将邓光荐噎得说不出话来，也心知其说的不假，但还是难过心中这道坎，继续辩解道。
“中甫，吾以为陛下以大义为先，罢其封号，消去其籍，并无不妥。”江璆接过话道。
“宗保之语，吾不敢苟同。陛下若如此处置，定会留于史籍，弃母兄的不孝之名再难除去！”邓光荐又争辩道。
“二位爱卿不必争论，若是能复我大宋，朕即便落些污名又有何妨。而朕此时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又何必在此争论不休呢？”赵昺知道两人的经历不同，自然是得出的结论不同。江璆举家赴难，前赴后继，家中子弟死伤无数，为国弃家何谈尽孝，行的正是正是大义。而邓光荐却无此经历，又是典型的儒者，重的是名誉和他人的看法。所以就是争论三天三夜也不会有结果的。
“陛下之言有理。当年周公诛杀管叔、蔡叔，由此周室得安；季友鸩杀叔牙而鲁国宁。唐太宗杀兄弑弟而继位，打下大唐盛世之基，后人又有几人言其过！”应节严这时说了话，且说出来的让人无法争辩。
“唉，世事如此，朕为了天下也只能暂且委屈太皇太后和皇兄了，待复国之时，朕定会重新收入宗籍，恢复封号！”赵昺听了面色悲戚地叹口气道。而心中却是暗乐，这世道就是强者为王，哪里有什么正义，都是胜利者的遮羞布罢了……
赵昺算是知道了，对于每一帝王登基学习圣王之道，都不会绕过那些亡国之君以吸取失败的原因，但秦皇汉武这些成功的之人也是学习的榜样。而他当然也不能免俗，既是必修的功课，也是需要揣摩的对象。人们都说站的高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他现在站在了俯视众生的高点，对史籍记载也就有着自己的解读。
以赵昺看来，在古代的礼法中的已然确定了兄弟之间的关系——首重长幼。长幼即尊卑即是一种天然的稳定次序，而中国承袭制度也就很早便确立了长子继承制以及“立长不立贤”的原则。与“贤能”相比，长幼之序更加重要。
单就玄武门之变的对决双方而言，功业伟大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试图从政治伦理中突围。他是贤（他功劳最大），而李建成的优势在于他是长。李世民固然贤，但却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长，是根本不可能继承帝位的，因此杀兄弑弟是他不二的选择，所谓的公义不过皆是借口。
而政治永远是法律与道义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弑兄、杀弟，却被立为皇太子，继承了大位，没有罚，只有奖，而且是倾国之奖，最终将整个帝国都奖给了他。自从弑兄杀弟以后，李世民也曾深受良心谴责，又受到群臣对禅位合法性的质疑，以致噩梦不断，要让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给自己当门房才睡的着觉。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者被清除，局势也稳定了。大权在握的李世民也逐渐从愧疚中摆脱出来，而且时愈久，气愈壮了。然后他对玄武门之变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求正统之名，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加分。为此对房玄龄说：“周公诛杀其弟管叔、蔡叔，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此时，他已将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其弟管叔和蔡叔，是安国利民的大义灭亲之举——这块牌坊立的！
经这么一升华，黑钱洗白了，“伪钞制造者”自然也心气和畅、心中光明，甚至不怕“露富”于众了。李世民主动将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因为他是聪明人，他深知，玄武门之变可瞒一时，不可瞒一世。与其待后人纷纷议论，加他之罪，还不如由他亲口做一个发布，为己正名，封堵后人之嘴。于是他说：“公明正大之事，史官执笔，何必故意隐讳？”他要求：“立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李世民所谓的直书，也不能就认为是‘真’的可以‘乱写’，其实是只准按照他设定的议程来直书的，事实上，正是自此始由官方主持修纂史书，从此史学便为朝廷之奴隶了！他这样做也就是给兄弟阋墙这件不义之事蒙上一张大义的外皮，让人们不仅不指责他，反要像歌颂周公那样歌颂他。看看，这就是历史上常言的不能让君王随便翻阅本朝国史的原因，皇帝看到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情不自禁地使用权力加以篡改，那还有真史吗？！
自唐太宗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这块唐初的言论禁区也就开放了，包括著名的《贞观政要》都记载了李世民给房玄龄的那段大义凛然、毫无“虚心”的训词。由于唐太宗功业太著、名声太盛许多人宁愿相信他的解释，李建成传中就写下“时太宗功业日盛，高祖私许立为太子”这样的不实之词。甚至有人说，如果以‘残忍’的建成为天子，‘凶狂’的元吉为辅，唐必亡国。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辩词，范祖禹就说李世民杀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杀管叔、蔡叔，管、蔡勾结殷商残余势力，并且流言诽谤周公，不是周公要杀他们，而是天下人要杀他们。可是建成、元吉何罪？实是李世民自己要杀死他们，而不是天下人要杀死他们，他是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因而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至于信谁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说白了其实是看其中所言对自己是否有利了。断章取义，歪曲其意……都是惯用的手法，当年孔圣人不也变成了臭老九，被推下了圣坛，挖坟掘墓，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吗？而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后谁又敢保其又不会重新被捧上天去呢……
“陛下，仅凭一纸招降诏书便罢黜太皇太后，还需谨慎一些，否则恐难以服众。”邓光荐想了想，觉的小皇帝和应节严说的都有理，可又觉得其中缺少点什么。
“中甫，可知当年城陷之后，太皇太后和德祐帝所颁布的诏书吗？”江璆反问道。
“吾还记的，时人有言诏书无玉玺压印，只有太皇太后御笔花押，因此质疑其为伪诏，不能作为受命之凭。”邓光荐言道。
“嗯，我确看过此诏，确如中甫所说。而按照规矩降书上应由宰相同署，其上也无。传言伯颜曾请被扣于其营中的文相在降书上同署，却遭文相严词拒绝，因而有军民认为此乃伪诏，并不认可。！”江璆言道。
“可这次却是不同了！”这时应节严插言道。
“哦，其中还有不明之处？”邓光荐惊讶地道，而赵昺和江璆也惊讶地看向应节严，不知道其有什么发现。
“请陛下赐诏书一阅！”应节严向皇帝拱拱手道。
“好！”赵昺让刘灵速速取来诏书，在案上展开，其他三人也凑了过来。
“陛下和各位请看！”应节严戴上老花镜浏览一遍后，用手指点着文末道。
“瀛国公之印，寿春郡夫人之印，至元十六年七月，他们用的是伪号！”邓光荐轻声念罢，惊讶地看向应节严。
“不错！”应节严点点头。
大家一阵沉默，他们都知道瀛国公和寿春郡夫人乃是赵显和谢道清被押送到大都后，忽必烈给他们的封号，他们在信中如此自称并加盖印玺就大大的不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