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风险的异常厌恶、强行合理化、粉饰太平、掩盖矛盾的鸵鸟思想；“多行不义必自毙、胜利终究属于我们”的无为思想、自大思想；对天下太平的执着从而产生的绥靖主义；以为敌人会乖乖等你赶上他的机械唯物主义；以为实物才是王道的器物优越论；将所有问题归根于钱不够的唯经济论，这些都是我们的思想包袱。去帕尧的人坐了满满一车，足足有二十几人，但除了主任，虞子衿一个认识的也没有。整个研究所里面她熟悉的只有清之雅之姐妹和一名二名兄弟，剩下的要么是研究人员，要么是杂役人员。因此她天然地在这样的氛围中把主任当成了自己的大姐。所以虽然她听不懂主任上面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还是随着满车的人热烈地鼓起掌来。研究所距离帕尧足足有五个小时的车程，因为大部分是山路，怕大家无聊，主任就发动大家讨论起来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活着？或者说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一开始大家自然有些拘谨。车上的大都是双胞胎，一个不说，另一个也紧紧地闭着嘴巴。看到气氛有一点压抑，这是坐在第一排的一个中年人站了起来，他转过身子，面朝着大家，然后示意旁边人帮他递一下麦克风，他说，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主任看到他站了起来，补充道，想必大家都不太熟悉吧，这位是我们研究所负责现代东西方思维意识比较研究课题的金贞圭组长，他是华人。主任一发话，仿佛外面的风声都减弱了许多。车子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金组长晃了晃身子，低头寻找着麦克风的开关，虞子衿心想他肯定是有些近视。这时，金组长开口了：大家好，我是祖籍中国云南的华人，来泰国也已经30多年了。很高兴认识研究所这么多同仁和朋友，尤其是主任，我的偶像。主任看着他笑了一下。虞子衿看到了，她觉得主任笑起来真是嘴角眉梢都是情，当真一个风情万种。心里不禁暗道，自己要是能有她的万分之一的魅力，那也是死而无憾了。他们这次去帕尧的主要目的主任没有提，但是车上除了他们一行二十几人，还有不少大包小包的物资，看上去像是一次迁运，或者一次援助。就在虞子衿心动神扬的时候，金组长继续说道：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中国最后一位圣人”王阳明。今年是王阳明诞辰545周年。围绕这位被冠以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等诸多名号的著名人物，从中国到泰国，从日本到马来，从学界到民间，大家开展了许多研讨和纪念活动，把本就颇具热度的“阳明热”推向了新的高点。诸如“人生大病，只是一个傲字”、“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等哲理名言，还有“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这样兼具诗意与哲思的话，经常见诸于许多图文音频，当然还有很多人经常发的线上个人媒体。为何今人如此青睐王阳明？王阳明何以由凡入圣？今人对王阳明是否也有误读？我们不妨先从其人生轨迹看起。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其家世据说可以追溯到琅琊王氏。但众所周知，中古之前的家世追溯大抵难以考证，只能聊备一说。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在科举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中成华辛丑科进士第一人，也就是俗称的状元。弘治一朝，王华在京城做官，先后升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王阳明是王华的长子，从11岁开始，他便跟随父亲在北京生活、学习。据冯梦龙的记载，孩童时代的王阳明不好好诵读经史，整日召集小伙伴“打仗”。大家知道冯梦龙吗？他是中国明朝的大文学家，我们熟悉的从中国传来的《杜十娘》就是他的作品。听到《杜十娘》，车上的人低头一阵议论。这是泰国前段时间刚刚热映完的电视连续剧，由泰国最著名的女演员帕帕瓦迪·钱萨莫恩饰演女主角。与原著相比，剧情上编剧做了一些大胆的改编，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精彩。上映后引起强烈轰动，街头巷尾莫不议论。收视率从1.719%一路攀升至4.071%，将近翻了2.4倍，最终以3.058%的全剧平均收视率击败《罪爱游戏》，勇夺泰国三大电视台黄金档收视冠军。听到金组长提到这个，大家兴趣为之一振。主任让大家静一静，好好听金组长讲完。金组长清了清嗓子，继续道：刚刚我们说到王阳明的父亲王华，王华得知此事很是生气，勒令儿子好好读书，长大考状元。王阳明却回怼：“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代还能中状元吗？”
，“若只有一代，虽状元也不稀罕。”
这一通回答让王阳明结结实实挨了一顿揍。这是冯梦龙老先生的描述，或许不乏夸大之处，但王阳明的性格确实异于常人。或许也正因如此，他虽然天资聪颖、家教极佳，但会试之路却不是很顺。22岁、25岁两次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28岁第三次参加会试，才终于如愿以偿。弘治十二年，弘治就是明孝宗，明朝的第九位皇帝，他贤明睿智，勤政爱民，励精图治，深得好评。但即使这样的好皇帝，在他继位期间，仍然发生了一件冤曲之事，那就是这一年的科考舞弊案。这个案件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另一个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才子唐伯虎。对，就是那个点秋香的大画家姑苏唐伯虎。我们现在先不说他，先说王阳明。王阳明成为进士，次年授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此后的七年里，他虽偶尔外放差事，但一直在京城做官。直到正德元年，35岁的王阳明为救同僚忤逆刘瑾，不仅挨了廷杖，还被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就连父亲王华也受到了牵连，调任为有名无实的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可事实上，这段时间并不长。王阳明起初想要归隐山林，后来大概是怕连累家人，还是决定去龙场上任。他先躲避暗杀，后兜兜转转，直到正德三年才到达贵州龙场。两年后，刘瑾被凌迟处死，王阳明也得到了起复的任命。在明代中后期反复回转的政治氛围中，重回官场意味着王阳明的仕途春天来了。此后由于平定农民起义出色，王阳明的职衔持续上升，正德十三年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随后，王阳明人生中最光辉的一刻到来了。正德十四年六月，封藩南昌的宁王起兵叛乱。七月十五日，王阳明起兵平叛，八月二十日攻克南昌。随后与回师的叛军主力激战，生擒宁王。虽然此后经历了诸多波折，王阳明甚至一度请求辞官归隐，但最终还是在嘉靖登基后得到了提拔，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至此，他的职位已经追平了父亲，实权则更大于状元父亲。由于父亲去世，王阳明擢升南京兵部尚书不久便回家守丧。一般守丧期满，朝廷就会起复重用，但是，王阳明足足在家呆了六年，朝廷始终没有理会他，王阳明在大放光彩之后，就这么骤然跌落谷底。直到嘉靖六年，由于广西叛乱太过棘手，朝廷又想到了王阳明，升职随之而来，让他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衔指挥两广战事。次年，在战后返乡的路上，王阳明病逝于南安。按理说，为国效命至死的王阳明应该享受尊荣，但波折又来了。由于涉嫌“擅离职守”，王阳明不仅没能得到褒奖，就连爵位也被撸掉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在王阳明身上，可谓贯穿始终。王阳明的精彩故事不止在于他的生平经历，其身后之事也同样波折。都说“盖棺定论”，但放在王阳明身上，这“定论”的“棺盖”偏偏要反反复复落下好几次。王阳明仅用一个多月就平定了宁王叛乱，按照明朝的封爵规则，此等大功，不能不封，因此嘉靖即位之初，朝廷就有了授爵之议。然而，由于王阳明是王琼举荐的，而王琼与主持朝政的杨廷和关系紧张，导致王阳明跟着受牵连。最后，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岁禄一千石。但是，封爵竟然不给铁券，就连一千石的岁禄也压根不发。这就好比我们大家某一位得到了某项重大奖励，但既没有证书，也没有奖金，尴尬不尴尬？主任的脸色一变，但是转瞬即逝。金组长是位超级健谈的人，他继续道：好在王阳明不是一般人，对此不甚在意。但是，在他去世之后，这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按惯例，作为伯爵的王阳明应该追侯爵，儿子承袭爵位。但是，先前王阳明一再请辞得罪了嘉靖皇帝，他的学说更为权臣桂萼所不容，于是，这去世后的“盖棺定论”成了麻烦事。桂萼主持的吏部给王阳明来了个“功过相抵”——平定叛乱固然有功，但没有接到命令就返乡是大罪，干脆两相抵消。至于王阳明的学说，则被全盘否定。嘉靖皇帝对于这个处置还不满意，他觉得王阳明虽然立了点功，但那又怎样？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最终的处置结果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但系先朝信令，姑与终身。其殁后，恤典俱不准给。”
简单总结就是全部撸掉，彻底归零，这是明朝第一次给王阳明“盖棺定论”。尽管如此，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王学的传播已经无可阻挡：一方面，王学对于本心的认知颇有“解放心灵”的意味，王学强调个人意志与智慧，天然受人欢迎。对比于传世数百年的程朱之学，王学虽然被称作“反动”，却更受新一代学者的欢迎；另一方面，作为发轫于明代中后期的学说，王学天然适合于晚明的社会思想土壤，更容易被人接受；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王阳明很重视培养学生，他的不少弟子也着意培养学生，门人规模迅速壮大。到了嘉靖末年，朝中的重臣如徐阶、赵贞吉等人都算得上是王门后人。在这些人的推动下，嘉靖四十五年八月，还没熬到第二年改年号，新皇帝就同意为王阳明平反，按照应有的规则，追封新建侯，追谥文成。隆庆二年五月，新建伯的爵位也被恢复，王阳明的嫡子承袭爵位，此后一直延续到南明弘光朝。这一轮平反运动，算得上是第二次“盖棺定论”。恢复新建伯只是肯定了王阳明的“事功”，围绕他的学说，新一轮的“定论”又在酝酿。隆庆元年时，耿定向等人就上疏称赞王阳明的学说，试图彻底推翻嘉靖朝的廷议结果。而这，还只是开始。既然王阳明有“阐圣贤之绝学”的功劳，那他有没有资格从祀孔庙？这个问题从隆庆年间一直吵到万历十二年，期间张居正等大佬纷纷下场参战。反对者认为王阳明的学说损害朱子学，甚至惑乱人心。支持者不仅尊崇王学，还把陆九渊摆出来做例子，说朱学并未因陆学而废，陆九渊也从祀孔庙，为什么王阳明不行？大臣们争吵不休，最后把皮球踢给了皇帝。礼部尚书沈鲤的本意是通过皇帝之口，彻底否定王阳明从祀的门路，毕竟万历的爷爷嘉靖把王阳明从头到尾否定了一遍。但是，万历皇帝受到申时行等内阁大臣的影响，也出于“叛逆”张居正的念头，偏偏批准了王阳明从祀孔庙。从此，王阳明成为了明代以军功封伯的三文臣之一；得谥号“文成”的二文臣之一，从祀孔庙的四文臣之一。可谓前所未有。晚明大文豪王世贞称王阳明“文武勋德，为我朝冠”。近代以来更有“五百年来一完人”，甚至“中国最后的圣人”的说法。在这一轮的“盖棺定论”中，王阳明全面翻红，成为顶流人物。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清朝编修完成《明史》，在《王守仁传》的“赞曰”部分再一次做了“定论”。较之于明朝人评价王阳明先事功、后学术的态度，清朝人更为肯定王阳明的学术，认定王阳明的事功主要得益于其学术。但是，清人在夸赞的同时，也批评了王阳明自诩圣学，傲视程朱，贬低同辈的态度。在嘉靖年间，想赞颂王阳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在万历以后，想要批评王阳明也变成了一件有些困难的事情。王世贞曾有评论：“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在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思想颇为自由活跃的万历后期，讲求自我意识，强调自我价值的心学可谓完美契合了士大夫的需要——有志于建功立业者，可以用“追求本心”鞭策自己。只想荣华富贵者，也可以用“本心指引”为自己开脱。在“本心”的引领下，只要你能说服自己，你做的事情就是对的。晚明文人本来就容易剑走边锋，甚至行极端之事，阳明学所具有的解释空间正符合了他们的诉求。在后学的追捧下，王阳明很快走上了神坛，阳明之学更是风靡一时。近代以来，王阳明的地位一度比晚明还要高。1926年中国思想家梁启超在对青年的演讲中，将“依着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去做”称作“唯一的救济法门”。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据说随身携带一块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民国总统蒋介石自谓王阳明的忠实信徒，称阳明心学为“终生的食粮”。就连另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年轻时也深受王阳明的启发，在长沙第一师范就读时撰写过《心之力》一文，得到老师杨昌济的器重。时至今日，自称崇拜王阳明、尊奉阳明心学的人依然很多，《王阳明全集》多次再版，据说，不少都被各位董事长、老板收到了办公室的书架里。面向企业家级别的“阳明心学高峰论坛”已经召开了许多次，还有的公司专门花时间与员工讨论阳明心学。无论是作为儒学，还是作为哲学，成系统地学习阳明心学显然都是有门槛的。但为何这么多人都能来追捧呢？或许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王阳明的地位太高，追捧他的名人太多，于是跟着追显然没错。另一个原因在于阳明心学看起来并不难学，不就是自己修炼心性吗，闭上眼睛，想想自己的雄心壮志，似乎就成了“心学”。而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兴奋，恨不得马上加班加点去付诸实践，这似乎就是“知行合一”了。那么大家想一想，王阳明到底是圣还是人？其实我前面的讲述已经已经很清晰了。另外，阳明学在日本的火热也是例证，日本虽然早早就引入了阳明学，但尊崇的高峰发生于幕府末年、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处于多灾多难之际，阳明学的责任感与体验心深深启发了日本人。明治维新之初，日本使团考察西方，就深受阳明学知行之说的推动。正因如此，才有“日本维新，王学为其先导”的说法。回归本身，近代以来阳明学说深受追捧，自然也与当时中华民族身处的境况息息相关。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与维新之初的日本具有类似的情况，都急迫渴求改变现状，像王阳明这样既有学术成就，又以“事功”拯救国家的伟人自然受后人尊崇。另一方面，对于个体而言，心学更容易表现为具有实操价值的方法之论。从“致良知”到“知行合一”，这个过程可以简单解释为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去努力，期间初心不改，百折不挠，直至于成功的历程。尤其在艰难的时局中，阳明心学的哲理表达更有滋润心灵的功效。总而言之，近代以来，阳明心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当属“知行合一”，其他部分则未必那么有积极意义。而以我个人粗浅的理解，阳明心学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心学无法回答“恶的问题”，既然人心本是好的，为什么接触外来事物会产生偏差？进而出现恶？这么说或许有些太哲学，扩大到现实中，问题就会表现为“我认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做”。只要你能从本心出发，论证自己所做的事情符合“致良知”，即便此事有违道德、有违国家利益，乃至有违法纪，都可以理直气壮去做。晚明以来，王门后学之所以会干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皆与之相关。其次，作为为人处世的哲学，心学并不适合于绝大多数人。对于根性好、天纵奇才的人来说，心学让他们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但在客观上，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高的才华，与其陷入自己的“本心”，倒不如像程朱所言，按照前贤指定的道路老老实实地按部就班，修成正果。最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心学在古代也不是理想的治国之学。王阳明虽然讲求“知行合一”，强调亲身践行。但现实中，绝大多数人的“知行合一”往往成为脑袋知道、嘴巴践行的自我感动。晚明的许多士大夫之所以被批评为“迂儒”，莫不与之相关。更何况，人人都“致良知”而行，可每个人的“良知”是一样的吗？从明末到近代，有不少政治人物都自称是王阳明的忠实信徒，但仅凭心学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案例并不多。由此可见，“一念开明，反身而诚”的心学固然吸引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激励、陶冶心情，但更关键的兴亡之道还在心学之外。金组长不愧是研究思维运动的专家，他这一席涛涛江水一般的长篇大论下来，大家非但不觉得厌烦，反而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深陷其中。主任带头鼓起掌来，车厢内一阵久久不息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