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园，在老城县衙的西边，说起历史来，可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原本是一个私家园林。难道说在万历年间，这上海县就很富有和繁荣了吗？不是，实际上，那个时候这里的地价便宜，人工便宜，加上这里是当地出仕的一个姓潘的老家，这个园子实际上是在外当官的潘允端给自己母亲修的。
明代为官，可是不敢轻易张扬的，当时叫“官不修衙”，后世有人解读为当官的为了表示自己清廉，故意不修衙门，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朱元璋登基后，对贪腐官员深恶痛绝，对贪污超过六十两的官员一律处以极刑，甚至坊间还有“剥皮揎草”的传说，史籍上其实并无案例记载。
剥皮楦草这个酷刑本身是佛教里描述地域里的一种刑罚，世间的各朝律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过于残忍，笔者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可是到了万历年间，一方面东林党兴起，与魏忠贤的宦党对垒，一方面，下面的官员营私舞弊，大捞银子，而江南园林最兴盛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发端。当时园林建筑是直接粉碎了原来四合院的格局，尤其是江南的苏州、、杭州、扬州一带，此时的江南，商贾口袋里有钱，文人骚客又掀起了华夏的“文艺复兴”，将宋朝的花街柳巷发扬的无以复加。
官不修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到了明清后，官场上的官员调动频繁，往往干不上两年就换地方了，就是想修，那也是给别人修的，既然自己享受不到，那就谁也不修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清两代都没有修衙门的预算，这笔钱要么是当地士绅商贾集资做善事，要么就得为官者自己掏腰包了。
比起扬州苏州的那些豪门大院，那些空前绝后的江南园林，当时的豫园真算不得什么，占地不过70亩，还是自家的老宅附近，也就是跟现在一个小区差不多，潘允端以四川布政使的地位，弄这样一个园子，平常的很，就这，还是穷二十年时间才最后落成。之所以叫“豫园”，就是因为“豫”有平安、安泰之意，取名“豫园”，有“豫悦老亲”的意思，当时的一些文人喜欢的就是这一套。
可惜潘家最后衰败了，豫园多次易手，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1842年，英国军队进入这里，大肆劫掠，各种物品劫掠一空，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小刀会又把这里当成了指挥部，最后清军攻陷后，这里更是被严重破坏，许多建筑被焚毁。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英法联军、清军在此地反复拉锯，使这里最后面目全非，成为了废墟，也成了无主之地。
光绪初年（1875年）后，这块无主的城中之地被当地米业、糖业、布业、茶行、百货等行业公所所划分，纷纷在这里建立起行业公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各个公所大兴土木，恢复了往昔的园林容貌，同时，这里也成了各类商品批发零售的商业宝地，与之对应的城隍庙也跟着兴旺起来。
皇甫淳到达上海的时候，现如今最繁华的南京路一带还只有一些雏形，是，那里是修建了相当规模的洋房洋楼，甚至一直修到了西边的虹口，可真正在这里讨生活的华人主要还是集中在老城区和租界之间的结合部，当时，人们管这一带叫“半租界区”，能够形成这个局面的也是因为李鸿章兴办洋务，盛宣怀等洋务运动骨干把自己的办公地点和手下居住的地点都修在这里。
不修在这里也不行，租界里的房地产肯定没有洋务派的份，修到浦东去？那跟谁去搞洋务啊？修到老城里也不成，万一朝廷下来折腾，咋办？只有在这些结合部，才有可能“挟洋自重”啊，要说洋务派没有搞挟洋自重？那不可能。
皇甫淳来之前，上海最著名的就是各种新式书局，还有这里办的各种报纸，一到，皇甫淳就买了一份《申报》，晚上在房间里慢慢的看报。
说起这《申报》来，在近代报刊史上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首先，《申报》是近代第一份商业报纸，在1945年以前，完全是民营的。而创建这份报纸的却不是华人，而是英国商人美查发起，与伍华特、普莱亚、麦洛基等四人合资创办的，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报纸。
其次，当时在上海创办的报纸并非只有《申报》一家，可是由外国人当老板，由华人当主笔和编辑的是第一家，同时，还用华文出版发行，服务的对象是华人。而其他洋人办的报纸都是英文的，是为英国商人服务的，这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再次，《申报》创新或者说规范了报纸的服务宗旨，强调发表政论文章。报纸的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要“上关皇朝经济，下知小民稼穑之苦”，要“重视新闻的真实性”。
《申报》的经营可以说获利颇丰，不仅有正刊，还有诸多副刊、书刊等等。
由华人主笔并经营的《申报》办的相当成功，到了1897年，华人经理席子眉病故了，其弟席子佩继任，在此之间，经理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修建铁路等等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到了1906年，英国商人美查年事已高，打算回国了，最后双方商定，以七万五千元银元将《申报》转让给华人，从此，《申报》就彻底的成为了华商的民营报纸。这份报纸直到1945年12月，始终是民营报纸。
皇甫淳看到的报纸，已经是完全的华人报纸了，他随意的浏览着各种政论文章，无非是呼吁朝廷“立宪”的文章。
慈禧和光绪死了以后，国内各界都在呼吁朝廷“立宪”，呼吁仿大不列颠例，实行君主立宪制，这个呼声不仅仅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各省督抚和内阁中的官员，而这个呼声的中心就是在上海。
前任邮传部尚书岑春煊此时就在上海闲居，由于袁世凯的捣乱，岑春煊当下是彻底开缺了。作为一名广西人，他不回老家，却是在上海盘桓，着实耐人寻味。
此时，康梁虽然不在国内，可是其亲朋故旧在国内的不少，诸多同气连枝的维新派都集中在上海，他们只要遇到风吹草动就会漂洋过海去日本，平日里就以上海为基地，大力鼓吹立宪，鼓吹君主立宪制。
其实，满清王朝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不可能搞“君主立宪”，皇甫淳在与师父詹眷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其中的弊端，不可调和的弊端。
“满清的制度决定了满族人不可能答应搞君主立宪，满人是什么？是国民中的人上人！大清制规定了满人不得从事当兵、读书和耕田以外的任何职业，满人入关的时候人丁不过20余万，可发展到今天有多少？数百万，一旦君主立宪，满人优待方略必然被取缔，那些满人怎么生活？”
“难道他们就不可以去从事其他的工作吗？既然立宪了，那满人的祖制必然也会被取缔啊！”詹眷诚当时对立宪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在京城里，光铁帽子王就有12位，他们的家丁、后代能够轻易的答应吗？您看看，这新晋恩封的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他们是不是还在台上？是不是还把持着朝廷里最紧要的衙门？新一代的醇亲王现如今正在青壮，让他们让出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啊，所以，千万别信那些维新派的呛呛，咱们还是不吭声。”
正是有了皇甫淳的这个提前点明，詹眷诚在满清风雨飘摇的几年里，始终在政治上不发一言，对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纯粹的“大工匠”。
詹眷诚真的不懂吗？不，他曾经说过，“如要做官就不能做事，想做事万不可做官；但官不可做又不可无，在现在的国度里没有经过朝廷给你官职，就没有地位，就没人把重要的事给你做。”为了给国家做点事，他宁愿委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