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慎独，须守己注意自己、了解自己——没有什么比这件事看起来更简单，而做起来却更困难的事。没有比自己更认识自己的人，同时没有人比自己更不认识自己。苏格拉底曾说“认识你自己”。从此以后，有志者均体验过认识自己是件如何困难之事。但也有人批判过这句话，法国作家西特说：“这一句格言是有害的，同时也非常丑恶。注视了自己乃阻止了自己的发展。力求认识自己的毛虫，永久无法变成蝴蝶。”
他的批评也有道理。有时自我意识的过剩会使人以异常的洁癖分析自己，无法算出的尽力去算出来，慢慢地引发了热情，然而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虚无的深渊。但凝视自己不一定会产生自我意识的过剩。自己由性格、能力方面看来，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如果能“诚实”地带着勇气反省一下，事情便能解决了。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每个人都不喜欢碰到自己本身的弱点，因此，这个观念便会与克服和阻止性格弱点的行为发生抵抗。曾国藩是一个追求慎独的人，他认为真正能慎独的人才能成大事。曾国藩言曰：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所谓“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惟恐有错，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之差异之点，是可以得到评论的。《大学》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日常一些琐事问题，可以加深他的阅历与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单独行事，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为达“慎独”的最佳境界，曾国藩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列于此，资以证验：1.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身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2.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3.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4.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5.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
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10页。6.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省的最重要的功夫。7.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8.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
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去病的准则。9.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10.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11.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12.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好家风带来好习性曾国藩一生处世哲学的形成、功德的成就是与其“耕读之家”的家风熏染密不可分的。曾家世代务农，自祖父曾玉屏向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未曾出现过秀才。曾玉屏年轻的时候，对读书以求取功名不感兴趣，日常喜欢到湘潭同富家子弟鬼混，或酒食征逐，或日高酣睡，整日游手好闲。后来父亲死了，祖孙三代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他才备感责任的重大。乡里的长辈，见其整日游惰，不务正业，讥讽他将来必为败家之子。这倒激起他痛改前非的决心，卖掉马匹，徒步回家，决心脚踏实地，开创祖业。从此以后，每天天未亮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开沟辟地，耕田种菜，省吃俭用，养鱼喂猪，精耕细作，无一不亲自动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不仅守住了基业，家境还逐渐走向兴旺。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耿直，富于正义感，颇受到乡里人士的尊崇。邻里间如若发生纠纷，他常居间进行排解、说和，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厉辞诘责，势若霆摧”，往往使那些“悍夫”神气沮丧，就此作罢，甚至有人慑于他的威望，置酒登门道歉，方可了结。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长他7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没有不恭恭敬敬的。曾玉屏对于麟书、骥云兄弟，管教极严，尤其对长子麟书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诘责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则事亲至孝，面对父亲的责骂，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踌躇徐进，愉色如初”。曾玉屏还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诸中国农村家庭的。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男耕女织是旧时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凭借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人。读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教育，督促子孙读书，同要求发展农业一样，被称为教子的两条正路。种菜，要求尽量精耕细作，做到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勤俭持家，自给自足。饲鱼，湖南省是鱼米之乡，池塘密布，无不产鱼。养鱼既可增加副食，又可以增加生气，体现一种家业兴旺的气氛。养猪，猪是湖南的主要副业，猪食米糠及丰富的水边植物，长得都很好，提倡养猪，可以满足家庭的食用。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农民的一种美德。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洒扫，就是搞清洁工作。妇女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年末，还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我国自古就重视小子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将洒扫之事与应对进退之礼相提并论，可见，重视洒扫是一项优良的传统。祭祀，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体现了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敬。敦亲睦邻，人处于社会中，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善待亲戚邻里，是居家至宝。过去乡村医药不发达，不信医药，也是一种惯例，可是对于僧巫、地仙，民间信者很多，而独曾玉屏教家人不信，反映了他的个性所在。曾国藩沐其家风，传其家风。后来，曾国藩将祖父的家规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惧恼。早：就是早起。早起三朝，可当一工。扫：就是扫除。清洁卫生，不可忽略。考：就是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宝：就是睦邻。患难相顾，惟善为宝。书：就是教育。读书明理，普及知识。蔬：就是种蔬。园有蔬菜，四季常新。鱼：就是养鱼。鱼跃于池，活泼泼地。猪：就是喂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良好的家风，在于适时教诲和勉励。1838年秋，曾国藩在参加朝考被点了翰林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家里时，其祖父曾玉屏就有一番谆谆教诲。年底新翰林荣耀还乡，亲友都来道贺，自然煞是热闹。这时曾国藩的祖父玉屏先生已65岁，多年辛苦的愿望，虽是儿子没有成就，究竟在长孙身上实现了，自觉欢喜异常，就告诉麟书说：“我们是务农的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要忘本呵！大孙子当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食用，千万不要累赘他！”
所以曾国藩从此进京做官，家中还靠耕种过活。有时寄些俸银回来，大都赈济戚族。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生产能力，充满了孝友精神，这便是一种模范家庭。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眼目所接触的是尊辈勤俭朴素的生活，耳朵所听到的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书上所讲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这样的家风、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环境，终于造成了曾国藩这样的人物。曾国藩的耕读之家风，可说是源远流长。今人观其女儿曾纪芬——崇德老人民国时所写追忆其父的回忆录，字体极为端庄秀美，一个女人家80多岁尚能写得那样一手好字，足见其耕读之家风范的泽流。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统帅的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也类乎于一场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痛绝的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济贫穷，疏医远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规，编成口诀，令自己和家人遵奉。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总督等，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私毫逾闲。曾国藩一生的品性实在是他的家世促成的。曾国藩一生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注重修养，不为外人所伤。在此，我们必须看一看他的严谨家规和自己的行为准则。一个“淡”字值万金曾国藩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万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私欲过重之人都是“猎犬”。曾国藩力戒名心太切，防止自己真正获取成功性格出现不利的因素。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则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
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
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石厉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格外谨慎，就不会如履薄冰曾国藩特别爱讲“谨慎”两字，所以一再告诫自己左右的人，要戒傲，要慎独，这样才能不越雷池半步，从这个道理说开去，人生失败就在于不谨慎也，常常把脚跨在另一个地方。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范蠡不仅善于谋国，而且善于谋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因而得以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
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做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社会现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勾践所以过河拆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和谋臣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智力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特别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都能不同程度地礼贤下士，虚心听取谋臣的意见。谋略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谋取个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权力为准则。为谋臣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践在会稽兵败、“十年生聚”的时候，能够比较虚心地听取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甚至宣称要和他们“共执越国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认为不再需要谋臣的帮助，甚至认为谋臣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排斥和迫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范蠡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
这些都是他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处世，不要贸然行事。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人，一定要多在谨慎上下功夫，不要给自己增添麻烦。曾国藩的一生唯谨慎而已，谨慎使他不易出错，最终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别人认可他的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曾国藩在治军上的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也是以谨慎为怀的，这种谨慎则表现为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先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