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积累、能力的提高对你的成功之路有莫大的影响，没有见过见识浅薄的人能成大事的。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必须注重自己的学习能力，必须能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才能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古人早已有所察觉，曾国藩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证。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竹亭老人曾经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43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竹亭公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竹亭老人，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经在信中提到过这样的事：“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20多年。国藩愚笨，从8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就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他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曾国藩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他一生的成就还是源于他自己的苦读，正是他一生的学习不倦，才成就了他一生的辉煌。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曾国藩从小就特别喜爱读书，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回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归。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所剩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睢宁知县易作梅。易作梅也是湖南人，与曾国藩家是世交，也认得曾国藩。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于是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立刻借给了他一百两银子，在临别时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更是爱不释手，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而那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俭用。虽然银两很有限，但自己随身所带的冬季衣物在这初夏季节也用不着，还可以拿去当了换点盘缠。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家中的老父得知他用上百两银子换回一大堆书的消息后，不怒反喜：“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
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曾国藩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读得极深，他是这样看待“专”字的：“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精，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比如数学，仅仅知道公式，而不加以运用，只要题目稍加变化，便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曾国藩还善作札记，他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做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曾国藩读书还讲究一个“恒”字，读书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日日读书，日日写作，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勤奋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