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经商兵法胡雪岩游刃商界，步步为营，节节上升，最终登峰造极，以“红顶商人”名播天下，与其专心经营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孙子兵法》在谈到虚实兵法时强调“我专为一，敌为分上”之道，在九地篇，也强调“深则专，浅则散”之道，这都是指只有专而为一，才能集中力量左右对手，做任何事情都要求有这股“专”的精神，方可成功。胡雪岩游刃商界，步步为营，节节上升，最终登峰造极，以“红顶商人”名播天下，与其专心经营自己有很大的关系。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16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一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2人，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3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与胡雪岩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500万元以上的称“象”，100万以上者为“牛”，10万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缯（1833～1889年）以儿子庞云济（1864～1949年）的名义，向清廷捐献10万两纹银，作为赈捐河南、直隶灾害报效，经李鸿章奏请，赏庞云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木连（1776～1829年）在所著《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
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即1864年（同治三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的，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但左宗棠为了胡雪岩的缘故，一不怕碰钉子，二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经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纵然获皇帝特旨谕允，也难过部验一关，于是，在1878年3月26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上疏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道：“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胡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廷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赀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为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捐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
4月12日（三月初十日），左宗棠又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惟雪岩最久最卓，本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
10天以后，左在给谭钟麟的信中指出：尽管黄马褂非战功卓著者不敢妄请，但它大致依照花翎的章法，胡雪岩既然已得花翎，已类似战功之赏，而且他对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赈捐达20万，谁能比得上？由此左认为替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似亦并不为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左宗棠终于在1878年5月15日（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郑重地上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20万内外，“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
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肱股重臣的左宗棠的担保，清廷果然批准赏胡雪岩穿黄马褂，皇帝还赐允他在紫禁城骑马。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品秩只是正二品。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但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称为“异数”。胡雪岩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做人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他借助官衔来抬高身价，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