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只是大政策方向的激进、保守的问题。
而是工商业，尤其是商业发展的一些“双刃剑”问题。
大顺的统而不治的行政能力、几乎空缺的基层控制能力，商人们，那真的是能玩出花来的。
除了商人，还有本地势力。
比如湖北的粮食运输业。
【米船船户泊于码头，后半夜便有当地水排，来此窃米。沿途贱卖获利。所缺数额，则以砂石填补，美其名曰——翻仓】
又比如：
【武昌罗家墩，有当地游民数千人，专做‘砂石’生意。以大筛过砂石，大而扁者，则掺蚕豆；小而圆者，则掺绿豆；白石砂者，掺米；黄石砂者，掺芝麻骨子。皆与‘翻仓’者交易】
再如：
【粮行居间，使买者、卖者不能相见，彼则从中垄断，又多压价收粮——米谷商贩，迫于船杂久载，若是堆栈又要栈租，甚至若不卖则往往会有‘失火’之虞，不得不低价售。而粮行低买高卖、又以焚船威胁……】
再再比如：
【往南洋日本等国出口芝麻之松苏大商，与楚地商行分而治之。如湖北之芝麻，除了出口外，本地亦需。各商行亦多行类‘期货’之法。而松苏大商则与甲商行约定高价收购甲之芝麻，又告知甲商行不要与乙商行说；复又与乙商行密谈，告知不要与甲商行说……以致楚地商行各自以为大赚，纷纷将原本定给其余人的芝麻都卖给了松苏大商，以为自己所缺之额，甲以为可以从乙那里收、乙以为可以从甲这里收……最终交割时候，无货可交，不得不借贷于松苏大商，而致使两年之内，松苏大商尽控楚地之芝麻大宗定价权。】
总的来说，就是，你想要商业，那你就会得到商业的一切。
欺骗、欺诈、贷款逼债、期货买卖、囤货居奇、期货交割……这些东西，先发地区玩了几十年了，跑到湖北，遇到湖北本地的商贾，简直就像是骗傻子一样。
而在乡间，商业带来的问题，更加的操蛋。
小农无论是种粮食，还是种棉花，都需要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卖出去，才能交税、交租、买盐、还债等等。
后世可以说“你觉得现在便宜，那你就过一阵卖呗”。
但现在，这就是句屁话。
还没等粮食入仓的，收债的、收租的、收税的，就像是苍蝇见了血一样飞来。
都有能力把东西贮存几个月的经济能力，怎么可能欠债、欠钱、没钱交租交税呢？
而需要还债、还钱、交租、交税的，又怎么可能把这些农产品贮存几个月再卖？
商人、士绅、转型为商业经营的士绅，那真是玩出了诸多花活。
甚至于，一些士绅骄傲地酒后放话：“我只要把这批粮食压在家里三个月再卖，我就能赚一半的本钱”。
至于本地的“人均粮食拥有量”问题，关我屁事？沿江卖走，别的县、亦或省城的价格高，我就卖省城去呗。市场经济嘛，反正拿到手的白银，能在西域花、能在东北花、能在西南花、能在松苏花、甚至到印度去花也没问题。
本来粮食问题就严重。
严重的粮食问题，又迫使当地人围湖造田，使得生态崩溃加速，水旱问题更加频繁。
商业深入，伴随着川盐入楚、对外贸易所需之茶芝麻生丝、对四川卖棉布因为四川不适合种棉花等因素，又使得经济作物的面积不断增加，这又更加加剧了粮食问题。
还是那句话。
大顺有没有粮食？
有。
甚至于，南洋、虾夷、东北、扶桑等地的粮食，都吃不完。
但是，湖北缺不缺粮食？
缺。
就算商人不操控，实际上，此时的湖北，也距离人均每年450斤的粮食消耗，有一定差距——你说这算下来，一个人一天要吃一斤多粮食，有这么多吗？而事实上，肚子里没有油水、缺乏糖类、缺乏脂肪、缺乏肉类，对这些劳动人口而言，一斤多粮食，压根没有什么饱腹感。
而现在，商业这口“双刃剑”，在湖北的表现，可谓是把为什么要“重农轻商”的那一面，不断地展示出来，上面还在不断滴血。
要不要对商业、投机等进行限制？
不限制，或者说想限制、但又没那本事，结果就是松苏大商凭借雄厚资本，两年时间干死了湖北的本地商行，控制了芝麻的定价权。这还只是稍微玩了玩一丁点期货操作。
限制……
限制，只靠行政命令，就会玩出来太子那样的大活儿，整出个“米禁”令，闹得沸沸扬扬，全天下都在看笑话。
限制，不是不能靠行政手段，而是大顺的行政效率、组织能力，根本没这个能力、没这个本事。
刘钰之前搞盐政改革、重分盐区，干死那些大盐商。
固然靠了行政手段。
但更关键的，是他搞了大型晒盐场，最终目的就是干死从万历四十五年开始盘踞盐业的大盐商，要搞“官运商销”，消灭生产和囤积的商业垄断，而扶植那些走街串巷最后一里路的中小商人。
他靠的，是手里依靠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提卤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让当时的大商人近乎绝望的“商品”——你不是低买高卖、囤货居奇吗？我这边的盐价不断往下降，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你有本事，你银子多，就把川南地下的井盐和渤海黄海的海水，都吃下去。
就粮食问题，大顺有没有可能搞类似的手段？
理论上，可以。
平籴法。
现实里，没戏。
大顺弄个盐，都鸡儿费劲，刘钰折腾了那么久才改革成功，准备了许久。
就大顺这行政能力，还想玩平籴法？盐和粮食，那可不是一样的东西的。不论是消耗量、储存仓库、运输、要解决的问题，那都差了一个数量级。
要搞平籴法，有两个思路。
要么，来一波大改革，解决从明中期白银税代替实物税改革之后、或者说从明早期构建就有点问题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
地方取消一些白银税，退回去收实物税，比如收粮食等。地方各仓，得有粮食，才能玩平籴法。
而征收实物税，又会带来新问题。
储存成本、贪腐、倒卖、火龙烧仓……
还有，粮食不能自己飞到仓库里，这又绕回了漕运改革的问题：粮食不能飞到仓库，是不是得出劳役运粮食？运白银的运量，和运粮食的运量所需的人力，能一样吗？
而出劳役，则又等同于“劫贫济富”。
士绅老爷出劳役吗？
最后出劳役的是谁？
胥吏手里拿着劳役权，不又得来一场狂欢？让你出劳役，你就家破人亡；你不出劳役，那就给钱。
要么，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发展运输力量。
内地没有海运优势，那就猛搞大基建。
搞运河。
搞火轮船。
搞铁路。
等等。
搞到刘钰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具有现实意义；搞到东北的粮食一个月内能出现在湖北……
而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刘钰对海运的改革，是通过垄断公司的商船注册手段、以及商船履行强加义务为基础，实质上是让海商，均摊了大顺培养水手、海军、造船、以及紧急状态下的物资运输的成本。
比如说搞对日贸易的商船。
利润极高，因为大顺授予了他们垄断权、日本幕府那边也想拿到专营的关税，所以两边一起缉私，保证了垄断专营。
所以，刘钰说，你们要履行注册商船、战时征用、培养水手、强制安插实习军官、必要时必须运输军事物资的义务。
这些义务，很沉重。
历史上，西班牙这么搞，搞崩了。
大顺则凭借的自身是商品生产国和生产力进步的实质垄断倾销效果，让这些商人扛着沉重的“义务”，依旧美滋滋。
这也是大顺参与一战的基础。
否则的话，跨大洋作战的后勤补给、水手、海船等，全靠大顺财政养着专业军用运输船，能把大顺的财政直接拖死。
而如湖北的粮食问题。
河船和海船不一样。
小火轮船，就算投入实用，现在性价比最高的，也是用在长江逆流运输上。
大顺不是统制经济。
甚至连大宋的重商主义水平都没达到。
各种商品管控的能力，也没那么强，更没有说啥玩意儿都官营的水准。
既如此，怎么搞？
想要做到随时能以南洋等地的粮食，平抑湖北的粮价，就需要有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
而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是以经济、贸易、商业为基石的。
盐之类的，可以这么搞，因为运输量不是太大。大不了养一支专门的运盐船队，回来的时候捎点茶叶、生丝、从鄱阳湖过来的江西瓷器，那也就够了，足以维系运转。
大宗商品……
这么大的运力，也就意味着，湖北的小农经济，要瞬间崩盘。
这不是说湖北一地的问题。
而是，现在湖北的家庭手工业经济，尤其是纺织业，是以“川盐入楚、楚布入川”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只说纺织业，航运业，一旦小火轮发展起来，这又涉及到数以几十万计的船工、沿江运输的河工等人的生计。
而湖北虽然地处江汉平原，但小农经济制约。论棉种改良，不如两淮草荡圈地后的大片棉田；论纤维长度，比如印度爪哇等地的棉花；论纱线成本，远不如松苏地区从印度运过来的棉纱。
之前制约大的全国市场的问题之一，就是物流、逆流成本、运输成本。
包括之前欧洲，休谟说的“大海是天然关税，否则欧洲全都是中国制造”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运输能力一旦进步，一旦允许商业继续发展，都能搞大规模粮食运输了，这运力，松苏地区凭借棉花成本、棉纱成本等，不直接一波把湖北的棉纺织冲死？
历史上，湖北小农经济的崩溃，就是二鸦之后的子口税问题。
而同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早期贸易，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运输成本固定，故而公司倾向于运输高附加值的商品。棉布，优先于棉纱；棉纱，优先于原棉】。
长江航运也是一样。
一旦放开，松苏等先发地区凭借海外原材料产地和海运优势，其棉布不敢说彻底冲死湖北的纺织业，但最起码，【川盐入楚、楚布入川】的贸易格局，就会改变。
而限制……比如说，对松苏棉布征收子口税、对松苏棉纱免税。
这，和英国为保护兰开夏的棉纺织业，搞《东方棉布禁止令》，但对印度原棉免税，同时通过《曼彻斯特法案》允许曼彻斯坦的棉布绕开《棉布禁止令》，其实也没啥本质上的区别。
是以，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
不是。
学英国。
依靠强有力的国家管控手段、强势的管控政策。
不要上来就搞全国的统一大市场。
一旦完成了货币改革、运输业发展，直接激进到太子在湖北玩的那种激进工商业政策，搞全国的统一大市场，那就真成先发地区殖民后发地区了。
是要出大事的。
所以，这需要统治技巧。
不可过于激进。
过于激进，容易物极必反，而不是怕别的。
理论上，可以通过对松苏棉布征收“内部高税”，但对海外的棉纱免税，刺激湖北的棉纺织业，效南通故事——织而不纺，皆用成纱，本地资本原始积累，借湖南湖北四川市场，发展纺织业。
换言之：太子在湖北玩砸了之后，大顺必须要进一步、退两步，不要再搞激进政策了，再搞几次激进政策，真可能换来旧势力的全面反动大反扑。
要依靠调控政策，甚至依靠“本土通关税”的这种奇葩的反国内大市场的政策，一点点制造“多点开花、各省皆有所发展”的局面。
站在资产阶级的角度看，本土通关税，反动吗？
反动的不得了。
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世界市场，而创造世界市场之前要先创造国内的统一市场。
大顺却要搞本土商品流通限制，这怎么能不反动？
但是，站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来看，就大顺这个情况，不搞“进一步、退两步”的办法；不搞国内通关税，搞区域限制……
国内的统一的大市场，资产阶级可能还没得到，湖北的纺织工、船工、本地一些读书人，说不定就要当场念上两句诗，就近上了大别山。
改革是一回事。
革命又是另一回事。
加速主义，那又是另另另一回事。
新时代这个胎儿，现在脆弱的很，若能改革多养一养，还是先养一养的好。
虽然刘钰说，大顺的改革，最终必然失败；大顺王朝必然要炸。
但是，现在炸，容易炸成王莽改制的类似效果，往回退。现在，是撑一年，新时代这个小胎儿就强壮一分，将来炸的时候，新的力量就越有力量搞革命的恐怖，快速结束痛苦。
最起码，撑到黄河河道挖完。反正，就太子这样的激进工商业政策，是肯定不行的，纯瞎搞，刻舟求剑加邯郸学步。而且太子意志也不坚定，更没有矢志不移的工业的目标，这回可妥妥的是从激进派，一下子缩成了保守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