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刘钰是想富朝鲜国，实际上还是为了富大顺。
有些距离，看测绘生画的比例尺地图，是不准确的。
从大宗货物运费的特殊比例尺地图来看看，实际上平壤到上海的距离，可比合肥到上海近。虽然从空间地图上看，合肥要近得多。
这种富国的办法，其实挺血腥的，纯粹是借助朝鲜国贵族士大夫拥有大量人口和土地的现实，走类似于普鲁士或者俄国农奴去工场服役的办法，快速完成畸形的工商业发展。
没有圣君个青天大老爷能救他们，拯救他们的，只能靠他们自己。
就像是盐政改革激发的一波又一波的盐工起义，虽然从唯生产力的角度上，刘钰对这些人的诉求定义是生产力上的反动。
但对他们的举动，刘钰是非常支持的。
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是干，凭啥不干？
当初要是一波把刘钰带着的几千新军打崩，冲到海州毁了晒盐场，重回淮南盐小生产模式，刘钰就得竖个大拇指。这就是阶级斗争。
这种斗争，你死我活，连几万人的盐工起义都镇压不了、不能做到十几年内往海外关东南洋顶着超高死亡率强制迁徙百万人口，还搞个锤子的资本主义萌芽？
关键现在朝鲜国太拉胯了，从奴婢从母血统制改革，就能反推出了朝鲜国的王权力量完犊子了，根本顶不住一次大改革，或者一次起义。
用简陋的封建社会描述，就是国王封臣的封民，不是国王的封民；而国王的直属封民，纷纷跑到国王封臣那里做封臣的封民。现在国王要把封臣的封民，拉成自己的直属封民。
这要是不出事，那真是见了鬼了。
无非也就是因为作为大顺的藩属国，距离大顺又近，故而不太可能出现取而代之、兵强马壮者为朝鲜王的可能。
要么，在继承人身上搞事；要么，党争；要么，大规模农民起义；要么，王室叛乱国王“中风”；要么，重提毒杀兄长野种论。
总之就是大顺进场的机会很多——除了嘴炮阶段的朝堂党争，这个确实不太好进场——剩下的，全都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场。
关键是，进场之后，怎么保证让还存有理想的读书人阶层，觉得大顺之后的政策是对的、甚至把人往煤矿里扔是一种仁政？
要是没理想的，纯粹想着钱、货、财、色的，那都不用考虑。
是以，要给权哲身“洗”脑，在刘钰看来，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问题，是让他们确定一个最基础的概念。
这个概念，既不是魔改的仁义道德、也不是异端经书。
而是，最简单的一句话：天下的粮食，是够吃的。天下很大，你看不见的地方，有的是粮食。
因为真正的精英阶层，其实懂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老百姓要是没粮食吃，会造反。
当然，懂这个道理的人不多。
刘钰估计权哲身肯定是懂，他虽然不知道星湖学派左右分野后左派是复古土改派，但既是能敏锐地嗅到了时代变化偷渡来到大顺寻找救世之道，这种人肯定明白老百姓没粮食吃会造反的道理。
实际上，“天下的粮食其实够吃”这个道理，恰恰正是拦在权哲身接受刘钰的歪理邪说的第一道阻碍。
很多后世理所当然的常识，在此时并不是常识。
不是说就差了几百年，智商上有什么差距。
而是朝鲜国封闭的紧，一个自小长在所谓三千里江山的人，一个没有在物质很丰富全球贸易盛行的时代生活过的人，真的很难理解——如果老百姓不去种地，都是做工，吃啥？
他就算是贵族士大夫，不是那种一辈子的世界只是周围三十里的奴婢。
可论及眼界，此时真的不如大顺一些被抓去东北、或跑到南洋的底层百姓。
连世界到底多大，都不知道，又怎么可能理解世界、解释世界？
正如伴随着天文学传入了朝鲜国，让朝鲜国的儒生产生了对朱子理学的怀疑。
现在想让权哲身接受发展工商是为大利的想法，就得让他知道，世界很大，产粮食的地方很多，挖煤冶铁种棉花，和吃粮食，并不冲突。
当然，这种忽悠的前提，是因为朝鲜国在朝鲜半岛。
刘钰就没办法用同样的道理，跑去甘肃、陕西等地说。因为说了等于没说，南洋再多的粮食也运不到甘肃；可别处的粮食，走海运真的能运去朝鲜国。
第一道障碍破除不了，后面忽悠他们北边挖煤南边种棉，就不可能。
这句看上去不起眼的话，实际上就是在重塑权哲身的世界观。
松苏地区，用不着刘钰来重塑这个世界观。
因为明末时候，松苏很多地方就已经纯粹是不种粮食，卖布卖丝绸买粮食吃了。
就像是完全不需要告诉中原地区的人，春种秋收，种地能吃饱；但要是去那些追逐野牛为生的印第安部落，说春种秋收才是最效率的生存方式，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扯犊子吗？
现在朝鲜国的情况，是刚刚从当年的战乱中恢复过来，农村刚开始出现高利贷、土地私有制倾向、刚出现统一的全国市场、商人阶层因为“全部赋税折色为米”的制度才发展起来没多少年。
让他们去读《周礼》中的经济部分，绝对比让他们去读《国富论》，更容易理解。甚至于让他们读读《管子》中的经济学部分，估计可能都不能完全理解，多数只能凭空想象轻重术到底是什么玩意。
这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有时候，眼中的世界到底什么样，会决定很多事。
正如历史上朝鲜实学派的两大派别。
历史上星湖学派这辈子都没去过中国，而且政治上不得志，大部分时间都是农村地区的半流放状态，目睹的都是农村的苦难，所以星湖学派的改革侧重点，在于复古、土改。
而利用厚生派，发起者作为贡使去过中国，见识到了更大的世界，政治上虽不算太得意，但终究实在经济最发达的首都圈城市生活，所以他们学派的改革侧重点，是工商业。
但现在，情况反了过来。
星湖学派的人，一群光脚的，悄悄往松苏地区跑看看世界繁华；利用厚生派的人，是穿鞋的，在官场上还算可以，故而只能走正规路线去京城。
而大顺京城和松苏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并不比原本历史上蹲在京畿农村的星湖派，与在汉城工商业发达区的利用厚生派的差距小。
毕竟，北方是大顺的统治基石核心，也是当年乱世影响最大、大顺妥协度最小的地方，那里有非常庞大而稳固的小农经济。
华北，现在当然不是松苏资本的经济体系范围之内。
想要讲通这个道理，刘钰还是采取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办法。
…………
几日后，一脸憔悴的权哲身正在为孟松麓送别，也可以说是孟松麓在为权哲身送别。
孟松麓端起酒杯，祝道：“此番，鹿庵兄要去南洋游历，我自去极东大洋的檀香山。日后不知能否再见。你我相识不久，但亦算投缘，请饮此杯。”
这杯送别酒，孟松麓喝的壮怀激烈，权哲身喝的五味杂陈。
当下酒杯，权哲身道：“昔日，绵庄先生说，吾国之途，在松苏。而如今，兴国公又说，松苏不是松苏，松苏之大，西至欧罗巴，南抵爪哇洋。兴国公言绵庄先生之言无错，但只在松苏，看不清楚松苏的全貌。”
“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见庐山真面目。”
“兴国公甚至说，朝鲜国和天朝一点不像，反倒是有点像是狮子国、锡兰国。无非是这边叫两班贵族，那边叫高维种姓；这边叫白丁，那边叫萨拉迦玛种姓；那边搓肉桂，这边卖人参……”
“孟兄可曾去过锡兰国、高浪埠？”
这话，孟松麓都有点没法接。
说是好话吧，肯定不是。
谷啠</span>说是羞辱吧，好像也不是。
至少以孟松麓所知，觉得好像除了都种稻米之外，别的所知也不甚多。
但他大约知道朝鲜国发生的“汉化”和“本地传统”之争，也发生过“佛”与“儒”之争。
故而对这个问题，他也不知刘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好乱说，只好道：“我不曾去过。不过，二者区别我的确不知。但兴国公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倒有些道理。”
“细细品来，若只看上海，只觉光怪陆离，处处诡异。但若走一走苏北，看看苏北的棉花，竟便觉得那些光怪陆离之处，似也能看到透彻了。”
“不知兴国公都和鹿庵兄说了些什么？”
权哲身笑了笑，摇头苦笑道：“都是些异端之言。说爱粮食的人，那是有奇怪的癖好。而正常的人，是不会爱粮食的，从而把粮食堆积起来，因为爱粮食而积攒粮食。正常人只是为了用粮食，吃粮食。吃饱了，就会选择把多余的粮食出售。”
孟松麓闻言也笑了，这的确是儒家大敌的异端言论，爱用之别。这套东西引申出来的问题比较麻烦。
比如房屋和土地，爱用之别的视角，很容易推出当土地没有投资属性的时候，商贾如果不爱土地而有收集土地房屋的诡异癖好，那么就不会去囤积土地房屋。
所以杜绝土地兼并的办法是让土地失去资产投资理财的属性，然后就会引申出一些可怕的所有制问题……这套东西过于颠覆，最好是不用，比他们学派的赎买官田设想，激进太多。
笑过之后，孟松麓便道：“鹿庵兄就被这异端学问说服了？”
权哲身无奈道：“不得不服啊。上海几十万人，并不种粮食，可也没饿着。那些自南洋源源不断来的稻米，那些开垦稻米种植园的，也确实没有爱稻米的属性，从而出于爱而去囤积它们，就像是热爱金石的人去收集文玩一般。”
“眼中所见，不得不信。”
“故而兴国公说，叫我游历四方，去一趟南洋，只抵高浪埠，看看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
“在山中，是看不见山的。”
孟松麓笑道：“西洋人拜神信神，故而兴国公言，他们是拜钱为神，或拜商品为神。”
“子不语力乱怪神。爱用之说，虽属异端，细究起来，倒也和兴国公所言的拜钱教、拜商品教，以及钱与商品到底是什么，是用、是爱，也差不多。”
“不爱稻米，却爱钱，因为钱给了人一种假象，仿佛金银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可以天然地换到任何商品。”
“实则天朝用银为币，不过二百余年。如今却仿佛自盘古开天时候就是如此一般，也难怪叫人着迷，爱不释手。”
说到这，孟松麓不得不抛出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个看法并不是非常有逻辑性，但也算是对权哲身的一个忠告。
“鹿庵兄，前朝衰亡之际，许多先贤大儒，都是反对白银为币的。我知道，令师之学，其实也反对白银为币。”
“实际上，本门学派，在此之前，也对白银为币一事，多有看法。”
“但，有些事……西洋人爱金银、南洋人爱金银、东瀛人也爱金银……只怕，金银为币、或者货币通行一事，实难避免。”
“古人云，天地有道，若水取下、而鸢取上。逆而行之，恐难成功。”
“只杀此时看来，松苏变革，白银为币，只要控制得当，并无大碍。”
“既是不可避免，何不顺而从之，学一下如何控制，而不是选择倒退不用？”
“兴国公叫你去南洋、锡兰看看，站在远处，看看松苏的全貌，又说稻米爱用之别，我看也是好意。”
“的确，吃饱的人，确实不爱稻米。如果有人爱稻米本身，着实如兴国公所言，是一种怪癖，非是常人。”
“人们或爱金银，我知道，朝鲜国不产金银。可，松苏，难道产金银吗？”
“我想，兴国公给你出的办法，定是发展工商吧？”
孟松麓这话的逻辑，其实有点问题。西洋人、南洋人、乃至扶桑人、东瀛人，都用金银，并不能得出金银为币一定对的结论。
他谈的只是表象，以自己粗浅的理解，劝说权哲身放弃极端复古保守的废弃货币的想法。
毕竟，明亡顺兴时代的诸多大儒、思想家，面对明末乱象，都提出过废弃金银货币、复征实物税、本色折色的想法。
孟松麓经历过，也经历了松苏的改革，也目睹了那些先儒的根本担忧被刘钰一点点解决。
所以他认为，可能，货币取代实物交易，是对的。
而他也只是朴素的觉得，朝鲜国一没有金银、而也不懂货币，那为啥不直接全部用大顺的货币呢？
既然不可避免，那么何必自己瞎折腾？
最后他说松苏也不产金银，但并不妨碍松苏可以买到天下南北东西之货。
所以，既然刘钰给他讲粮食可以作为商品的问题，很明显也就猜到了刘钰在权哲身那鼓吹工商业发展和交换这套东西了。
松苏可是已经经历过了，而且是以最激烈的全面取消漕米、改交货币税这种非常激进的方式进行的。
亲历过这一切的人，大致能猜到谈粮食的背后，到底是要谈什么。
权哲身只道：“孟兄猜的没错。不过兴国公也没细说。”
“他说，如今我还不懂松苏，故而说了也没用。要让我去南洋等地游历一番，明白松苏、商品、贸易、粮食、钱……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才能讲清楚朝鲜国的富民之策到底该怎么办。”
“但听国公的意思，他好像不是太认同均田为天下第一仁政的说法。而是做了个比喻，说均田更像是一座桥，天下第一仁政在桥对岸，只是这条河是弱水河，落之即死，尸骨无存。”
“欲行天下第一仁政，必要过这座桥。而均田只是这座桥，却不是桥对岸。”
这个比喻，权哲身自然是迷糊至极。
但孟松麓听到后却哈哈大笑道：“其实，这就是我们学派与兴国公最大的分歧。”
“恕谷先生言：为士、为商、为工，不可能容纳天下无地之人，故而必要优化均田授田之法。”
“兴国公素来觉得，为士、为商、为工，可以容纳天下无地之人，只是如江苏改革一般，过于伤民，是以要以均田为过渡。”
“他于阜宁行均田授田法，又行青苗贷，但也并不禁止地有兼并。”
“但他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不对。”
“若以牛耕马作，用耧车谷机，用龙车灌溉，一户小农之极限，为二百亩。”
“五口之家为一户，天下田亩算计有十二亿亩，除而得之，天下为农者，只需三五千万人。”
“你想想便是，怎么可能，工商业能容下两亿人？这绝不可能，故而兴国公肯定是错的。”
“就算这些年实学发展，日新月异，确有诸多奇技，但也不可能如兴国公所言那般。”
“不过，发展工商，倒并不错。只是，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此终点也，彼岸也，绝非兴国公所言弱水之桥。”
说到这，孟松麓心里还有句话，并未讲出来。
心想这些年松苏改革，不知多少人迫往关东、南洋，垦殖那里的土地。你朝鲜国并无此地，若全然行江苏之策，只怕定然大乱。
兴国公不甚好杀，源于他可以胁迫百姓远迁南北。你若照抄，又无力迁徙，更无地可迁，岂不是血流成河？
况纵有资本愿意雇佣，以兴国公手段，必逼着他们雇河南山东之民，焉肯允许资本去雇你们？
只怕此事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