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些新兴阶层希望给皇权当制度化的狗，是一种大顺社会结构和传统势力过强的特殊性。
那么，在资本的共同特征上，大顺的这群人完全还在这个圈圈里。
对外的态度非常明确。
大顺的工业资本，对英国的商业资本，存在一定的好感，认为是可以合作的。
但对欧洲的工业资本，是一种标准的你死我活的态度。
而大顺的商业资本，则体现出一种商业资本在特殊情况下的极端排外性。
既厌恶欧洲的工业资本。
也相当厌恶欧洲的商业资本。
道理倒也很简单，这是两边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以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为例，他们讨厌的人多了。
从丹麦东印度公司，讨厌到法国的统制经济。
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和大顺的工业资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合作基础的。
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一再向大顺示好，公司已经在议会中，极力争取减免茶税、取消棉布禁令等等一些列的政策。
只是，因为本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圈地羊毛贵族阶级绑定太深，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资本，虽然干死本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易如反掌，但还是干不过圈地贵族集团的。
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也挺憋屈的，他是真想好好的当买办。也花了不少钱，在国内鼓吹“加大进口东方棉布非常有利于英格兰人民”。
但可惜那些贵族和那些开羊毛纺织厂的，就问东印度公司，我们这些爵爷、这些乡绅、这些工场主，是不是英格兰人民？
你一个连印度都没有的东印度公司，也配代表英格兰人民？
故而，大顺的工业资产阶级觉得，其实英国东印度公司，可以代表英格兰人民。
但问题是他们说话不好使，没用。
至于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那可就真的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了。
对英国的羊毛轻工业，深恶痛绝。
同时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深恶痛绝。
如果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那将是多美的一件事？
卖茶叶、卖丝绸、卖瓷器，都是自己公司垄断，那还不是美滋滋？
这和当年大顺下南洋的时候，还不一样。
当初下南洋的时候，是荷兰自己的商业资本，消灭了其本国的工业资本，所以大顺下场之后，顺利无比地完成了收场。
攻下荷兰占据的南洋，为中荷“友谊”扫清了全部障碍。
现在可就不同了。
真要打起来，那就是大顺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决战。
没得妥协。
也根本不可能走下南洋的路子。
东印度公司得死。
英国的纺织业也得死。
完全没有妥协的空间。
这和大顺之前在西北打仗，就完全不同了。
之前大顺在西北打仗，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确实是为了更省钱、战略上江南地区也能长久得利。
但江南地区的商人阶层对此可是毫无兴趣的，资本不要说对百年大计缺乏兴趣，甚至可能对十年大计都没啥性质。
当然结果也在这摆着，大顺对西北用兵，把已经在江南竞争失败的陕西资本集团养活了，人家借着当初大顺西北用兵发的财，如今在西南西北“跑马圈地”，又是搞井盐、又是搞当铺，忙的不亦乐乎。
可江南资本得到什么好处了？可以说，抛开国家安全、防御侵略等重要意义外，江南资本毫无好处。
如今刘钰开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敲边鼓了，这些人对战争的支持态度，胜过西北用兵百倍千倍不止。
对资本来说，以南洋为例：
投入巨资建设，让南洋人人富裕，从而扩大市场，也是一条路。
但资本肯定是没兴趣的。
莫说南洋了，让国内的百姓人人富裕，扩大内需，扩充市场，完善循环，他们都没兴趣，更别说南洋了。
所以，对这些资本而言，那些没有人的土地，一文不值。哪怕是大洋洲那样的土地，现在白给这些资本，他们也不想要，纯粹赔钱货。
那些文明落后地区，一文不值。
他们喜欢的，是有千百年积累、有农业手工业基础、手里还有钱的富庶地区。
这样，他们的东西才能卖出去，才能赚到钱。
总而言之，建设，你们来；赚钱，我们上。
现在的情况，此时的现实，就是美洲金银矿导致的物价革命，大顺这边是传播终点，故而导致了两倍到三倍的物价差。
也就是说，不要说大顺的手工业水平，现在还是世界领先。
就算不领先，而是在平均水平线上，依旧对欧洲有着毁灭般的冲击力。也就是休谟所说的，除非欧洲加大和亚洲的贸易，让中国的人均白银存量达到欧洲水平，否则根本不存在“公平”的自由贸易的可能。
但，为了践行自由贸易理念，放开本国关税，让欧洲白银再往中国流走30亿两，以毁灭本国工业的代价去拥抱自由贸易，是否可行？
故而，即将到来的战争，会远比历史上的七年战争惨烈太多。
谷拥</span>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是注定的了。
欧洲的三大矛盾，一点没解决。
又加上了不可调和的大顺资本集团，与英国工业商业圈地贵族三大势力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现在谁代表英国？
老百姓现在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
英国的工业资本集团、商业资本集团，加上贵族势力，其实就是英国的全部统治阶级，也就是整个的英国。
大顺的皇权、军功贵族、军官团、与新兴阶层的诡异融合，使得大顺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和英国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然不和调和。
至于剩下的大部分大顺的统治阶级，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被卷入世界市场，也没有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全程看戏就行。
所以，看似是大顺和英国的“国战”。
实际上，是江苏省拉着关东、南洋、登州府、武夷山、景德镇，在和英国开战。
剩下的，在看戏，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倒不是假话，而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管输赢，都没关系。
阜宁到南通的运河两岸的百姓，中产，会看报纸，关心战争的局势，这直接影响到他们日后的收入。
河南的百姓，即便是稳定的自耕农，也不会感受到战争的存在，不管战胜还是战败，十年之内，都不会对哪怕那里的粮价产生一丁点的影响。
可能，家里的孩子手贱，拿着竹竿把屋檐下的燕子窝给捅了，都比这场战争重要。
而这场战争的模式本身，对大顺而言，又必然是有限的投送力量、少量的精锐常备军、投送规模五千人为极限、海战四处袭扰为主的战争模式。
这也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大顺能够展示出强悍的动员力量。
因为，对战争有意义的动员主力，就围在刘钰身边，加上外围的，也就二三百号人。
也就是整个大顺新兴资产阶级的二三百个家族。
相比于之前的战争模式，根本不存在动员、或者说压根不可能整合国家力量进行动员的情况。
全然不同。
这一次战争，大顺亦算是迈入了“近代国家”的门槛。
刘钰是借着自己即将离开江苏，以一种仿佛“安排后事”的机会，来进行战争前的动员。
这样既不突兀，也不会叫人感到意外，或者直接影响到投资波动。
因为平日里他就在不断地讲阶级利益，试图让大顺的资产阶级明白，他们的利益所在。
而且，这一次从盐政改革废运河改革开始的江苏改革，他也是坚定地站在了大资本家的这一边。
对内残酷镇压。
对外巧取豪夺。
创造破产农民。
制造廉价劳动力。
鼓吹遥远殖民区的“债务契约长工”合理。
坚决打击士大夫“米贱伤农”的正义诉求。
做的多，说的也多，平日就不断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这时候面对这些应该被动员的力量，说一些听起来极具侵略性的“后事安排”，竟是出奇的和谐。
他引诱着这些人说出了各自的诉求，当然，对国内的事，他们也不敢提。
而这些人的诉求，总结起来，大致就是：
取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和贸易权。
占据印度。
毁灭印度的棉纺织业，由印度提供棉花。
加大对欧洲和北美的走私。
打开欧洲关税。
朝廷出海军舰队，出访波斯，签订贸易协定，挤走欧洲人。
日本国扩大贸易，加深开埠。
坚决打击南洋的海盗，一个不留。
收回澳门，彻底驱赶葡萄牙人在南洋的力量，顺便攻打莫桑比克，占据黄金产区和象牙贸易。
和西班牙签订协定，允许在南美贸易，并且愿意支付给西班牙合适的特权贸易费。
大体上，他们的诉求，和对这些诉求表现出的热情、以及隐含的如果朝廷愿意这么干他们愿意出钱的心态，与大顺既定的外交和战略方针，基本一致。
庙算的敌对目标，定的就是英国和葡萄牙。
剩下的，无论是罗刹、法国，在大方向上也没有极大矛盾。
即便有些不一致的地方，也都是些小矛盾。
比如鲸海公司希望，对法国的毛皮，征收重关税，因为法国的北美毛皮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能从山西人手里，把西伯利亚毛皮抢到手，那肯定是恨不得对法国的毛皮加200%的关税的。
类似的这种小矛盾，当然不少。但大方向上，这些需要动员、或者说动员起来有意义的人群，与大顺庙算的战略外交态势，基本一致。